学科自信心与满意度 ——中国比较教育学科成员的现状调查

对比较教育学科的研究应该包括至今受忽视的对比较教育学科成员的研究.为了解中国比较教育学科成员的工作现状和对比较教育的看法,本研究选取比较教育学分会第十七届年会的参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超过82%的受调查者对比较教育的作用高度认可,超过72%的人对其未来发展表现出乐观主义的态度.不过,仅有39.5%的人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目前整体的研究现状感到满意.此外,比较教育学科成员的看法存在着群体差异.就对学科作用和发展前景的评价而言,博士生和教授群体是肯定的乐观主义者,而副教授群体则是保守的犹疑者.就国内学界整体的研究现状而言,教授群体中满意者比例最高,而副教授群体中满意者比例最低.     

批判性视角下中国比较教育的学科危机与出路

我国比较教育的学科危机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批判性与我国比较教育危机问题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也是分析该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透过该视角可发现,我国比较教育的学科危机问题恰源于学科立场、科学立场、本土立场等方面批判性的弱化,而强化批判性则有助于建立中国的比较教育理论、实现研究价值、树立"谏诤形象",进而走出困局。     

论比较教育的学科属性与学科体系

比较教育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议,随着比较教育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这一问题更是遭到人们的质疑,其中主要涉及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根本性问题.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来看,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由此可以把比较教育的学科体系具体描述为"三圈层、多交叉结构".因此,比较教育是一门既具有学科独立性又与其他教育学科相交叉的教育学科.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科理性、本质定位及系统建设

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发展、推动学科优秀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的客观需要,也是优化学科发展基础,实现学科基础研究从"三重结构"到"四维驱动"的理性选择。目前需深化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本质认识,揭示其内在规律及价值指向,着力强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础理论建设、学术资源开发、发展平台建设和学科队伍建设。     

论中国比较教育的重生——基于学科制度结构的视角

目前,比较教育学者对比较教育的信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学科自信变得不堪一击,学科优越感渐趋丧失,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也正在瓦解.中国比较教育衰微的迹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就内部而言,比较教育的身份认同正在解构;就外部而言,比较教育的社会需求渐趋丧失;就世界范围而言,比较教育的式微之势难以避免.从学科制度结构看,中国比较教育衰微的缘由主要存在五个方面,即学科边界模糊不清;缺乏扎实可靠的方法论;缺乏稳定卓越的专业化研究队伍;研究成果“泡沫化”繁荣;缺乏规范化的学术培养与培训计划.中国比较教育要获得重生,就需要进行新的选择,即比较教育需“有所为,有所不为”,而非“无所不包”;比较教育研究需进一步确立方法论,而非“流于形式”;比较教育需强化学科的专业化,避免“可替代性”;比较教育应注重学科知识谱系,而非“一味讲求服务”;比较教育需加强学术培养与培训计划的规范性,避免“丧失竞争力”.     

国内比较教育学学科的贡献及发展出路

1978年至今,国内比较教育学为教育学界以及其它各学科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随着学科的发展壮大,外界的质疑加上比较教育学者本身自觉的探究,国内的比较教育学呈现出了“学科危机”。从概念的梳理反思出国内比较教育学学科危机的原因,并从明晰研究领域、完善理论基础、宏观与微观相协调这三方面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找到出路。     

集中外先贤之精粹 筑学科厚实之根基——《比较教育学家思想研究》读后拾零

正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素来是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重镇"。任何学科"研究重镇"的构筑,无不是几代专家学者智慧和辛劳的积淀。滕大春、胡毅、刘文修、张述祖、萧树滋等教授,都是学科拓基和开山的前辈。其后,诸位学长,薪火相传,学以致用,发扬光大。最近又有河北大学李文英教授撰写的《比较教育学家思想研究》出版,读后感触颇多。其一,应对"学科危机",夯实"学科根基"。20世纪80、90年代,可谓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     

比较教育学科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关于若干争论问题的再审视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比较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一直面临着诸多争论,集中于学科性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等方面,基于对若干争论问题的再审视来探讨比较教育的内在逻辑及其在新时代的新价值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这些争论,基于事实分析和学理探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比较教育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是一门处于上升期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学科;借鉴教育经验和探索教育规律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不同阶段侧重点的差异,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和目的的;自学科创始之日起,比较教育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从未间断,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全球化不仅不会使比较教育失去学科价值,更为其大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关于比较教育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虽然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人们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关于比较教育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就对“比较”的认识,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以及比较教育的特征进行了探讨。     

论比较教育的学科逻辑与学科智慧

比较教育是一种现代文化性学科形态,"比较"是其作为一门制度化学科的逻辑起点。澄清比较教育的学科逻辑有助于我们重新构建比较教育的学科理论体系,促进比较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发展。比较教育经历了"借鉴"、"预测"、"分析"等历时性发展阶段和具有跨国家、跨学科、跨文明等跨越"他者"界限的共时性特征,凝聚着无数比较教育学者充满艰辛的探索历程和苦苦求索的心智,形塑了其学科智慧,进而表征着比较教育的本体特质。     

比较教育学学科形象的科学定位--教育形态类型学

把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新形象科学地确定为教育形态类型学,是时代发展、教育科学分工和学科基本性质与历史使命的必然反映和要求.它用最具通用性和科学性的写生叙事、综合推演和科学类比有机结合的教育生态学话语、文本和思维方法,集中展示、准确描述、具体抽象和完整反映各种生态样式差异多样性和实质共性有机统一的教育形态和类型,深刻揭示和合理建构各种层面的教育形态和类型的生态结构、成因、运行和功能,为比较教育学学科共同体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生产生活专业园地和平台,启示和支撑共同体内部及其与外部社会成员之间更好地进行教育对话、交流、共处、共识、借鉴、共享、互动和共建.     

理科主导型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分析了理科主导型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发展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并从现代大学的神圣使命、理科主导型大学的比较优势等方面探讨了理科主导型大学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根据；结合存在的问题，从明确目标定位、严格招生纪律、突出教育特色、追求管理创新、促进学科发展等五个层面提出解决的对策。     

比较教育的跨文化视角:批判与超越

跨文化视角作为比较教育学科的理念无意识,是历史和现实因素叠加博弈的产物。浪漫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兴起助推人们以文化划分边界,也迫使比较教育服从于构建国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需要。跨文化视角的确立导致文化偏见与国家主义大行其道,也使比较教育陷入创新乏力的困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到来推动各国从竞争走向依存,比较教育在"无疆界世界"中面临着从跨越边界到超越边界的文化视角转型。     

人文教育之于大学使命

人文,泛称文化。人文教育就是大学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质。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以及人才的培养构成了大学教育的目的和使命。从大学人文教育的历史以及人文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关系,不难看出大学如果没有人文教育,就没有它存在的根基。本文针对大学人文教育的困境,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50年回顾与展望

1960年出台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已经走过了50年的发展历程。50年来,该总体规划有效地维护了加州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类发展的秩序,促使高等学校在类型内追求卓越,促进了加州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争议与问题。面临新的挑战,该总体规划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会不断进行一些调整。     

生命化教学的三大任务

生命化教学关注知识,但知识不是唯一,不是目的,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有其价值。智慧有其两面性,智慧的合理运用,必须有人文精神的引导。所以,生命化教学必须把知识授受、智慧启迪和灵魂润泽有机结合起来。     

生命化教学的三大任务

生命化教学关注知识,但知识不是唯一,不是目的,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有其价值。智慧有其两面性,智慧的合理运用,必须有人文精神的引导。所以,生命化教学必须把知识授受、智慧启迪和灵魂润泽有机结合起来。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思考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受教育者的多样化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十分必要.积极发展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努力提高本科层次的教育质量,适度控制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面临的主要任务.     

浅析伯顿·克拉克的院校分类思想--兼论与我国高教结构模式的比较

伯顿·克拉克从对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类型、功能的分类分层入手,阐明院校多样化的工作任务、管理形式、各种类型的权力及其关系等极具复杂性的现状,向人们展现了被他称为"世界模式"的美国高等教育结构模式.本文将他的高教结构模式与我国高教结构模式做了一些比较分析.     

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借鉴问题

借鉴应当是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首要目的，但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相对缺失借鉴。要充分发挥比较教育的借鉴功能，使其为我国现实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就应切实坚持“一个中心”，把握“两个基本点”．克服“两种不良认识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