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古代文学居士的别号

先谈别号的来历。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     

古代“居士”知多少

中国古代把有学问的隐士称为居士,转而为佛教所用,意为居家修行之士,即不出家的佛门信徒。对在家的佛教信徒尊称为居士,含有尊为大菩萨的意味。     

维摩诘对居士文人精神的影响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其几千年辉煌而灿烂的中国文学史上,总能让人深深感悟到佛教思想的无处不在。几乎所有成就斐然的文学大师们,都潜移默化于佛法气息的熏陶。其中,文人们又多偏爱以大智慧大神通游戏人生的维摩诘,有着浓重的维摩情结,促进了中国式的居士佛教的发展。     

述论中国佛教的居士戒律学

众多的居士是中国佛教的基础,以居士身份学习研究的律学,且称为居士戒律学。虽然小乘律学一般被视为教内秘学,但在“方便”的前提下,这条禁令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形同虚设,熟悉戒律,甚至以律学见长的居士,历代都有。士大夫们对戒律的钻研,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见解,也是中国戒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居士律学的发展,说明佛教毕竟是社会中的宗教,佛教内部的戒律必然会跟其外部社会的各种约束规范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并促使着对方的演变。     

居士佛教的近代转型及其社会学意义——以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为例

居士佛教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发起者与主力军。相对于传统居士佛教,近代居士佛教在其核心成员构成、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均已产生了明显的转型。就近代居士佛教的核心群体来看,大量的新兴工商业者与新型知识分子对佛教产生兴趣,他们分别以居士、学者、思想家,甚至革命家的身份进行佛学研究与佛教信仰实践,并将佛教带向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就组织形态与社会功能来看,近代居士佛教已经摆脱了依赖寺院并由僧人主导的传统组织形态,开始建立起独立于僧团之外的自身组织形式,并开始参与讲经说法、皈戒修持、研究传播,以及广泛地开展各种形态的社会慈善事业。因此,抛开单纯的观念史与佛学义理研读,从社会学视域中去审视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形态、核心成员结构及其社会功能之变,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近代居士佛教发展的全貌,亦可藉此透视近代居士佛教转型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并由此加深理解近代佛学思想的"形上义理"与"形下社会实态"之间的交互影响。     

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近代居士佛教——以民国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

近代居士佛教组织不仅是居士们信仰生活的公共平台,而且还在慈善理念以及社会慈善实践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角色,并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一起承担着官方救助之外的重要社会慈善救助功能。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居士林的组织形式、慈善功能、资金运作模式的分析,可以揭示近代居士佛教在社会慈善救助功能的重要作用和特征,并以此为当代民间的宗教组织及其社会慈善功能的发展、完善和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论贬谪对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贬谪,是中国古代文人一个难以逃避的话题,对作家贬谪遭遇及贬谪情感的表达。便成为了古代文学创作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常见的内容。贬谪,以其残酷的政治迫害性和特殊的情感激发方式,在改变贬谪者社会人生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情感与风格特色,并因此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了鲜明的影响作用。     

论中西方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贸易、战争与宗教是古代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文化上的交流必然引起中西方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引起西方作家对中国的想象,随之出现了不少涉及东方或中国的作品,特别是明清之际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流传与改编,对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伟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日后比较文学诞生的基础。     

女性文学的阙如与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框架建构上仍是以男性创作为主,有意或无意地排挤了女作家与女性作品,这不仅遮蔽了古代文学的原貌,而且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论古代文学教学的反文学误区

古代文学课程的本质在于文学性,但在当前的课程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背离文学性的倾向。本文对该门课程教学的反文学误区作出剖析,提出教学应该遵循文学发展的规律,加强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使这一古老的学科重新焕发出生机。     

中国古代文学桃源意蕴的文学表达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南朝文学中桃源意蕴的仙境、唐代文学中桃源意蕴的个性化、清代文学中桃源意蕴的追求等,以桃源意蕴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美好希冀的文学表达。     

基于中国古代文学原初态特质的课程教改探索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活性地存在于各自的朝代。今天的古代文学课程往往仅把古代文学作品当作静态的文献来讲析,使得它的原初态活性特征越来越遭忽视,青年学子越来越不喜欢学习。教改实践证明,把对古代经典诵、唱、演和古诗文写作引入课程实训环节,是回归古代文学原初态、激发兴趣、促进学习的有效途径。     

非主流文学: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话题

进入新世纪,非主流文学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话题。因为,非主流文学是整个古代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与主流文学相辅相成,互为影响,共同构成了古代文学之“全景”。但是,在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格局中,非主流文学所占的份额太少。对它研究的疏漏,不应在新世纪继续延续。非主流文学有多层次内涵,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研究非主流文学对于全面把握古代文学之价值、解决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及弥合“话语文学史”与“文学实况史”之差距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古代文学各时段作品中人物及文学形象的研究

中国是有着千年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中国先民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成果。古代文学作品的种类繁多,类型也多种多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物的描写以及文化形象的塑造都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将结合古代文学各个时段的作品分析人物以及文学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对佛教的接受形态及其效应

任何文化接受,都首先是人的接受.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特征是:出于"滋养人生"的目的,文人借以沉溺于虚静,逃避现实,"游戏"人生;百姓因之而耽于迷信,麻醉心灵,"苟活"一世.其接受过程与结果,是集儒、佛、道消极思想于一体,在极大程度上"改塑"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鉴于此,鲁迅的相关警示话语,仍然是值得今人重视与铭记的.而文化交流与融通的要义与要则之一,则是应当对此保持清醒.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

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原先多分为文学史和作品选两门课程。近年来课程压缩,文学史的教学常常演变成了文学史论;作品选的课时数则不断减少,甚至取消。其中原因,与当今大学教育注重所谓理论开拓而轻视知识积累、强调观点出新而忽略基础学习的倾向密切相关,这也是当今学术界和高校中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和泡沫学术在教学中的反映。作者认为,目前片面强调文学史论的教学,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甚至令人无所适从。其实“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关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文学史的认识,应该是在教师的帮助和督促下,学生自己从系统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获得。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以作品选代替目前的文学史论,让学生接触学习更多的作品,才能真正有效。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刘跃进访谈录

陈青山:刘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尤其是在汉魏六朝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领域建树颇丰。《永明文学研究》《中古文学文献学》《玉台新咏研究》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奠定了您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您的学术成就。据我所知,您最初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时是在八十年代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扎根相对枯燥的古代文学研究呢?     

新编剧目对古代文学传播的促进作用——以新编越剧为例

当代戏曲演出对文学传播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剧团原创的一些新编剧目,从诠释作品内容、宣传文人事迹、普及相关历史文化等方面,促进了文学在其他领域之中的传播。这不仅加强了文学作品本身的传播效果,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产生新的价值,成为当代文化建设中兼具历史积淀和民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高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调查与反思

为了解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情况,使教学更好地为培养目标的服务,以调查问卷为基础,对被调查者的古代文学学习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提出了思考与建议。     

新环境下基于“建构主义”的古代文学教学思考

在课时压缩及"注重应用"的新环境下,古代文学教学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一方面教师要进行教学方法改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将课堂的作用有效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学生则要加强"团队自学"与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有助于学生对于文学史知识的真实理解及能力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