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ltmetrics到社交媒体计量学——社交媒体时代计量学的新发展

[目的/意义]提出用“社交媒体计量学”这一术语概括以社交媒体信息为逻辑起点的系列计量研究的构想,并论述在Altmetrics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下提出社交媒体计量学的必要性。[方法/过程]梳理社交媒体的定义、特点和类型,介绍Altmetrics诞生前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术语概念,界定社交媒体计量学的概念与研究内容,同时分析比较社交媒体计量学与Altmetrics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从对Altmetrics和对计量学科整体发展作用的角度论证用“社交媒体计量学”这一术语概括以社交媒体信息为逻辑起点的系列计量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合理性。[结果/结论 ]社交媒体计量学是在以社交媒体为场景的网络环境下呼之欲出的计量学分支学科,它围绕社交媒体这一新的信息载体,研究社交媒体用户之间及其与科学信息的交互特征与规律,从而提炼社交媒体信息的科学价值。这一术语的提出能够为社交媒体相关计量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开辟新的研究思路,从而促进学科整体发展。     

论自媒体时代侵权现象的立法规制

当前社会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便捷的网络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利用社交软件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发布消息的主体不再限制于媒体单位.无论是谁,只要可以使用社交网络,都能够成为自媒体时代的"新闻发言人".因此,在自媒体时代,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缺乏真实度和合法性的界定,很容易造成新闻侵权;再加上其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对自媒体时代信息来源和新闻侵权的立法工作需要用新的方法和思路进行探索.     

竞技、对抗与化解：社交媒体风险事件沟通机制研究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社交媒体作为公众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传播风险信息和影响公众对风险事件感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高速转型期社会风险聚集的关键空间,尤其是社交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到新闻信息生产和扩散环节后,社交网络舆论空间越发复杂。通过以“风险竞技场”为理论框架,结合社交媒体“人机共存”的生态特征,探讨风险传播过程中普通大众、官方媒体、自媒体、相关机构、政府部门在风险话语争夺和风险情景建构中如何进行社会资源动员影响决策结果。基于“人机”多元传播主体、“块茎式”叙事形态、“洞穴式”情绪共振、封闭反馈机制四个环节提出社交媒体风险沟通的负面机理。政府部门应该从争取公众信任、构建多维沟通渠道、多元协同共商、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维度出发完善社交媒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共创融洽稳定的风险沟通场域。     

社交媒体的风险放大、风险沟通与风险治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已经进入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到的“风险社会”.一方面,以社交媒体为主的新媒体为风险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盛行的环境下,信息发布的主体、信息数量、信息的敏感性和信息发布的时间都有可能放大风险.此外,社交媒体上关于风险事件的争鸣也会放大风险,而风险的化解则依赖于社交媒体的风险沟通和风险治理.     

“他者”与“他者”的对话与论辩:“洋网红”的视频自媒体辩论策略

近年一批在华“洋网红”的自媒体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以及海外的YouTube等社交平台走红,他们为西方互联网用户开启了“近距离”“全景式”观察中国的一个新的信息渠道。本文以在华“洋网红”与西方主流媒体的论辩视频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他们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对话与论辩策略。“洋网红”视频作品以“我”在中国现场的真实生活经验有力破解西方偏见,并且通过对话主体多元化、对话视角全面化、对话身份多重化等多重对话机制与西方媒体展开论辩,为国际用户知晓真实的中国图景提供了新信息。     

谁拥有报道新闻的权利--一场关于新闻生产资质的争论及思考

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时效性、互动性的优势已逝。社交媒体的用户不断发布各种信息,那么,经由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是否属于新闻？谁拥有报道新闻的权利？社交媒体究竟是作为媒体的工具存在,还是作为媒体的竞争对手存在？在热议“自媒体”“全民皆记者”时,首先应该对这些前提加以分析。本文以《美国新闻评论》的几篇学术争议文章加以剖析,并指出,以Twitter和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经属于媒体范畴,具备生产新闻的资质。同时也提出,微博等社交媒体要想真正扮演好媒体角色,必须加强公信力！     

基于扎根理论的档案社交媒体信息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通过对34位档案社交媒体运营人员以及用户进行访谈,并借助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构建档案社交媒体信息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模型,从而为提高档案社交媒体信息服务质量奠定理论基础.研究发现,主体因素、资源因素、媒介因素、用户因素与环境因素对档案社交媒体信息服务质量存在显著影响.鉴于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档案社交媒体信息服务质量的提升策略.     

个人信息视角下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保存的可行性研究

本文在阐明"社交媒体公开信息"、"社交媒体用户个人信息"、"社交媒体用户个人隐私"三大概念的基础上,从内外环境论述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保存的可行性。社交媒体与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作为内环境,其本质属性允许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保存;信息采集保存的主体与社会环境作为外环境,就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保存而言有求、有权、有责、有保障。     

论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用户主体意识的崛起

当下,社交媒体影响力不断增强,公众信息沟持续缩小,社交媒体用户主体意识呈现出崛起态势,甚至可以影响社会公共事件的发展,对和谐社会的价值建构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同时,社交媒体用户主体意识崛起也具有双面性,本文以近期网络热点事件为例,分析社交媒体用户主体意识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探讨如何管理与引导社交媒体用户的意见表达,以推动构建健康有序的社交媒体环境。     

“囧时代”：传媒业的角色与使命

处于图境中的传媒业并非没有机会,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发现“同时代”中社会传播领域新的需求空间。应该说,环境监视与议程设置是传统意义上媒体的基本角色与职业责任。在“危机中”的社会,由于全民表达时代的到来和社会议题上“共景监狱”的形成,媒体的角色与责任必然发生深刻的转型。     

档案馆的社交媒体信息存档实践进展与策略展望

针对档案馆社交媒体信息存档行动的调查与分析,旨在明确实践进展与特征,深化档案馆视角下有关社交媒体信息存档的理论认知与实践策略。通过对指导式接收、主动式捕获与协作式共建三大类实践的整合,社交媒体信息存档的对象、主体、方法和成果的多维特征得以解析。由此,从以下方面提出发展策略:基于档案馆条件明确存档对象、面向多元主体协同升级档案馆功能、立足制度与技术的存档方法建构、以行动为导向推动存档成果。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档案库的内涵及特点解析

充分诠释社交媒体平台的档案特质有助于形成更加成熟可行的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方案,亦可推进档案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数字转型。本文以理论构建的方法从社交媒体档案库的形成基础、档案特性、新特征三个层面逐级推导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档案库的内涵及特点。本文论证了社交媒体平台可被视作档案库这一提法,并提出形成的社交媒体档案库是基于社交媒体活跃的信息活动构建的信息资源库,因其具有档案价值和日益普遍的档案化管理行为而实现档案库的建构,这个档案库亦从时空、主体、关联性以及价值等方面呈现新特征,由此成为档案管理数字转型的重要阵地。     

社会生活的新参与者——无所不在的媒体陪伴

无所不在的媒体陪伴是社会生活的新参与者.媒体陪伴主要包括三个内涵:其一,人们作为受众,几乎时时、处处被媒体包围、伴随;其二,人们作为传播者,几乎时时、处处都在使用媒体向他人或社会组织传播信息、保持沟通;其三,人们作为媒体的信息源及被采访、追踪、摄录的对象,几乎时时、处处被媒体扫描、跟踪、监视.媒体陪伴可以分为显性媒体陪伴和隐性媒体陪伴两种类型.媒体伴随并参与日常生活,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超级全景监狱"与"共景监狱"并存于当下的社会中.媒体陪伴既为社会管理者创造了"超级全景监狱"的信息优势和治理权威,也为普通公民提供了"共景监狱"的监督技术和社会氛围,几乎每个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体凝视和监督的压力.社会管理者和普通公民, "超级全景监狱"和"共景监狱"正处于一种博弈中.     

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识别

[目的/意义] 识别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构建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清单,以期为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的测度提供一定理论支撑,也为用户和社交媒体平台判别虚假健康信息提供有益参考。[方法/过程] 采集1 004条社交媒体健康数据,利用程序化编码抽取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的关键特征,运用卡方检验和方差分析揭示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的显著特征,并构建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清单。[结果/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具有表面特征、语义特征和来源特征3个维度、11个主要特征以及29个子特征。其中,社交媒体上食品安全主题的虚假健康信息在"术语包装"特征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夸大事实"为社交媒体上常见疾病主题虚假健康信息的显著特征;社交媒体上养生保健主题的虚假健康信息具有"元数据缺失"和"假借权威"显著特征。     

社交媒体虚假新闻传播的狂欢与规训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虚假消息为例

数字技术的发展赋予了受众更大的话语权,而传播主体的泛化,在使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言说、评论、转发的同时,也容易滋生虚假新闻。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虚假新闻为例,认为社交媒体中的虚假新闻表现出传播数量多、速度快、内容广、影响大等巴赫金式的狂欢表征。虚假新闻的滋生主要受媒体工作者素养缺失、受众认知心理影响、社交媒体监管缺失、虚假新闻迷惑性、社交媒体开放性、政府信息管控不严等原因。为此,需要借鉴福柯的规训理论并从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三个方面加以细化或延伸,以推动社交媒体信息的健康传播。     

社交媒体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源的变化
　　社交媒体的出现,标志着“人人可以是记者”的时代到来。人们自发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使信息源这一专有名词变得越来越大众化。社交媒体的出现给所有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公开、透明的平台,包括政府、机构、企业、媒体、个人等所有人都可以在此平台上发布信息和消费信息。这就意味着,信息源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社交媒体时代突发事件报道面临的新问题——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报道的研究

社交媒体时代突发事件报道面临着社交媒体上信息过剩与优质信息匮乏并存;面临如何处理遇难者生前在网络上的信息的尴尬;传统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更具竞争力;突发事件报道面临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冲突等新问题。今后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发展方向和可尝试的路径:媒体突发事件报道应该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核实;谨慎公开遇难者生前的网络信息;传统媒体应该在内容和渠道两方面上努力,寻求突破困境之路;突发事件报道应更多地聚焦于突发事件本身。     

从抵抗到多层次协商：平台化社会数字青年的文化实践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许多人,特别是数字青年文化实践的基础设施和空间场所。本文聚焦我国数字青年如何以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为基础开展圈层化的文化实践,进而在数字平台上以圈层为名建构起自我和群体认同。在日益流动的数字化空间中,不同平台、不同文化圈层,特别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圈层之间并非完全区隔,在数字青年的主体实践和不同力量的介入下,跨平台、跨圈层的互动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一种“多层次的协商关系结构”得以形成。     

“圆形监狱”:大数据时代的隐忧

早在Web2.0时代,就有人把互联网比喻为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老大哥"、永不疲惫的"第三只眼",以表达人类在享受技术带来话语自由的同时必将承担被技术监视的隐忧。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被监视"的范围被无限扩大,不仅止于网络社区的话语表达,同时还包括政府、企业、社交媒体、移动终端、物联网等全方位的数据信息。大数据技术开启了数据经济的大门,但全面的电子监视也带来了个人隐私透明化、相关信息被二次利用等问题,使社会成员身陷数字化"圆形监狱"。本文以英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物     

社交媒体营销中情绪的功能

“Social Media”,在国内有“社交媒体”“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等不同的翻译方法.“微信”“微博”“陌陌”“易信”,这些媒体的演变历程和特征,的确是具备中文语义中“社交”和“媒体”两方面基因的.将这类媒体翻译为“社交媒体”,虽概括得有点宽泛,但是贴合中文语义,符合其本质属性.①因此,本文采用社交媒体这一说法,重在分析情绪在社交媒体营销中的价值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