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与具身化:再思媒介与身体的关系

主流传播学对于“身体”的研究,主要强调身体背后的意识和话语实践,而往往“遮蔽”了对身体本身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去身体化或离身理论的研究范式在以移动传播为主导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以“媒介:身体的延伸”和社会空间理论重新思考具身传播的必要性,并且探讨了关于具身与具身化的具体概念,在大众传播时代下表现为有限的具身,而当下移动传播时代,传播媒介的具身已经进一步发展为具身化。     

屏幕之外别无他物：作为“元媒介”的数字屏幕

本文聚焦“屏”这一深度嵌入当代社会生活与主体建构的媒介。研究旨在通过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从“身体—技术—世界”的技术具身关系图式出发,对一个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屏幕及其与身体、社会的动态关联进行阐释,以期为“屏”的研究寻找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界面性媒介物,屏幕通过与身体具身化的诠释关系、背景关系与它异关系,将自身演化为数字化时代的“元媒介”。同时“,屏”作为数字时代进入社会的界面,在此过程中借助对特定对象的再现、聚焦与遮蔽,建构了一个隐含着视觉结构与视觉秩序的屏幕框架,并进一步转化为了基于媒介物的新型社会规范与秩序。     

基于“人—机”关系视角的具身传播再认识——一种媒介现象学的诠释

当前学界对于“具身”概念存在望文生义的挪用和误解。从认知科学革命中的具身认知转向以及回溯现象学的具身概念,可以发现身体是具身认知与实践的本源。机器作为传播主体则打破了“传播是人类所独有”的观点假设,通过人机交互的具身传播实践,创造情境化的意义空间与传播情境,这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与行动方式。仅从身体或媒介的单一维度讨论“具身”无异于在空中建楼阁,而以人机传播为切入视角能够兼顾身体与技术两个维度,使“具身”不再是孤悬的理论。基于此,具身传播是不同传播主体间并行的、高度互动的耦合现象,主体间的意义创造构建着全新的传播情境,从而也会重塑人的身体经验和具身认知。     

摄像头下的亲人：亲密监视中的“媒介化”与“去媒介化”亲情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技术监控的研究普遍遵循福柯“圆形监狱”的路径,将监控摄像头看作“权力的眼睛”,剖释背后的权力关系。本文旨在“忘记福柯”,超越“技术监视主义”,研究监控技术在异地亲情中的作用机制,为理解技术监视提供另类视角。研究提出“媒介化亲情”的概念,发现家庭智能摄像头在异地相隔的亲人连接中,扮演着亲情联结、远程照看、健康监护与数字记忆功能,生成一种深度媒介化的数字亲情。同时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乌托邦式想象,提出“去媒介化亲情”的概念,指出智能监控摄像头为空间离身的亲人提供了云尽孝的媒介工具,却无法替代具身的陪伴,故此应该省思对“媒介化亲情”的习以为常,以至于将赛博亲情的“对空言情”视作具身亲情,反而忽视了应该超越媒介区隔,让亲人走出智能手机与监控摄像头的玻璃屏幕。     

媒介偏向与融合：数智时代口语传播具身性的回归与强化

口语时代,人与人的交流需双方同时“在场”,纸质媒介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状态,使得人在传播过程中得以“离场”;及至大众媒介时代,广播传播人声、电视呈现人像,“面对面”的沟通再次回归;而数智时代,AI主播以及ChatGPT、文心一言等软件的大规模应用,让真实的人“再离场”。但正是由“再离场”所引发的人类隐忧,使得口语传播活动对于具身性的原初关怀再次得到凸显和呼吁。“具身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回归与强化,真人之间的在场交流感更加不可替代。人们更多地期待身体的“在场”。     

进化与递归：虚拟主播的演替与主体性

【目的】本文探索虚拟主播的演化进路,分析在虚拟主播技术框架下人与媒介的主体间关系,为类人智能媒介的发展应用提供借鉴。【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梳理虚拟主播的演进路径,运用媒介研究的多重视角探讨虚拟主播主体性的特征、来源与发展趋势。[结果 ]虚拟主播在发展历程中显示出玩具的主体性、融合的主体性与机器的主体性,以人格化、具身性和情感性为主要的媒介特征。“人性化趋势”与“自反性递归”是虚拟主播媒介演进的一体两面,反映了人的主体性与媒介主体性的互构。【结论】虚拟主播具有超越传统音视频媒介的能力,以及在新尺度下形构社会的可能性,是从人类从“视听域”进入下一个媒介域的中间环节。     

视觉意向维度下虚拟现实技术具身关系研究

智能化媒体时代,媒介技术与身体逐渐迈向一种共生共在的阶段。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智能化媒体时代的一种介质类型,从视觉性的维度去审视技术与身体的共在关系是值得探究的。具身视觉需以物质中介、实践交互、实践构成为概念的向度,从而考量媒介技术与身体性关系。虚拟现实技术的具身化视觉建立在:具身需要技术被看透,视觉意向的延展,视觉界域的限度,视觉经验感知的填补。而虚拟现实技术的视觉价值特性表现为视觉情境化,视觉再魅化,视觉含混性,视觉交互性。     

网络化城市中视障者的“不/可见性政治”——从残障视角反思媒介技术界面

本研究以可见性作为切入点思考残障视角下的媒介技术界面实践和影响。笔者分析了视障者在城市中遭遇了网络化的身份追踪和管理、视窗化操作的具身界面交互和界面化空间移动的感官适应问题,以及视障人群不得不为适应相关技术预设而作出的努力。本文借此讨论网络化城市中技术复杂化的“不/可见性政治”（in/visibility politics）。研究认为,网络化和高度媒介化的城市生活中,视障者面对的不只是符号意义上的不可见（“身份”或“形象”）,更重要的是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见性困境,即,媒介技术在具体时空下对感知的凸显与遮蔽。视觉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媒介界面操作强加了健全主义“看见”方式的技术使用要求,并据此对使用人群加以区分和排序。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化的感知和凝视是窄视的,界面上下某些方面身体活动和感官体验的“消失”和“截除”使得相关的人和行动亦“不可见”。     

从映射到吸纳:具身交互中"沉浸"的技术意向探究

身体观念的返场与技术意向性的提出,是新媒介时代下重新定义传播主体与强调技术中介化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本文的研究路径基于伊徳技术意向图式中"(人-技术)-世界"的具身关系图式,提出具身交互情境中"(身体-具身关系)-交互场所"的认知图式.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于实践维度下,技术意向具有指向主体沉浸状态的能动性,并中介化于以主体身份认同为目标、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映射、从文化认同到情感吸纳的具身交互过程.正确理解参与者、技术意向与叙事空间之间的建构关系,才能正视技术媒介的传播效果与意涵建构中可能存在的文化折扣问题.     

作为媒介性的具身性：对具身关系的再认识

当下具身关系的研究出现了传播的具身性和媒介的具身性两条路径,前者关注在场与缺席、具身与离身等二元范畴,后者则看到媒介在连接人与世界时的消失和退隐。通过与思想史的对话,本文认为具身性对于媒介本体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媒介具身性意味着,媒介在提供可见内容的同时隐蔽了自身,以不可见的状态他律着其他社会场域并组织起社会的时空秩序,使人无法觉察到是媒介本身组织和建构着这个世界。媒介的不可见性与可见性的这种相反相承的关系,使媒介技术体系本身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幽灵。     

身体本“身”:具身认知与现象学身体论之间的错位

在20世纪诸多可归为“身体转向”的理论路径中,现象学身体论与认知科学的具身化理论因共同肯定了身体作为认知主体的前提而具有密切关联,但这无法掩盖二者在“身体”概念定位上的深刻错位。二者关系的张力将把我们带回作为存在论与意识经验的共同根的身体本“身”的维度上,而这显示的也正是身体概念的特殊性。     

互联网时代“孤独”问题探究

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孤独”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病。为探讨互联网时代下,媒介技术对“孤独”这一心理问题的影响,本文创新性地引入存在主义心理学对“孤独”的解构——“人际孤独”“心理孤独”和“存在孤独”,从这三个层次分别探析新媒介技术的影响。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在互联网时代下人的这种孤独对社会的影响,呼吁当今时代的人们不要过度依赖媒介技术,要做技术的主人,恢复人的主体地位。     

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

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远程家庭”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社会图景,许多流动的打工父母不得不与孩子异地而居。此种情况下,父母怎样与他们留守的小孩沟通?远程抚育又如何进行?对此,该研究以录像民族志为方法,深入探索父母使用视频通话技术进行“媒介化抚育”的实践和路径。基于两年的录像田野和细致的录像分析,研究展现了远程媒介化抚育是“远程代际合作”过程,祖辈以“脚手架”角色参与其中;结合语音音律以及对远程传播中“物”的分析,论文指出媒介化抚育参与者需要调动“具身”特征、调动“物”的“示能”来构建远程亲密关系。该文为理解中国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远程抚育与新媒介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传播学中有关媒介、身体和物质性的探讨提供了创新方法论范式参考。     

媒介哲学视域下具身传播的认识论审思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使“后人类”时代的隐喻从科幻走向现实,数字媒介逐渐成为人类意识和生存经验中不可取代的部分。在当前工具理性长足发展而价值理性空场的情形下,具身传播中的“休谟问题”尤为凸显,针对技术内化于身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格局的改观以及人机“双重异化”问题,我们需要从价值理性、关系思维出发对智能发展进行契合“绝对命令”的伦理设计,深刻剖析人、技术及其共生关系问题。     

从“交往在云端”到“生活在元宇宙”: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会交往生态重构CSSCI

随着媒介嵌入人类社会交往,人类社会经历了无中介的面对面现实交往和中介化的虚拟交往两个阶段,正在迎来深度媒介化时代的“云交往”即数字交往。元宇宙作为深度媒介化时代的主导媒介形态正处于不断生成当中。与以往媒介不同,它允许人类通过各种终端“进入”其中进行体验与行动,是一种“体验性”的媒介;它突破了将媒介视为信息传播载体和工具的传统观念,在生存层面构成人类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是一种“生存性”的媒介。元宇宙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推动了社会的深度媒介化,为未来人类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全新可能。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将会实现人类社会交往时空和交往主体的拓展,实现交往场景的再造和交往体验的复归,最终构建“高流动性”的社会交往生态。     

“微时代”——从日本的手机小说谈起

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特质在近些年来逐渐展现,即媒介生产与消费都进入了“微时代”,内容生产是“徽创作”,内容消费是“微支付”,内容：体验是“微阅读”。：微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媒体文本先前的“宏大叙事”与“意义承载”,媒体生产与消费变得越来越切片化,娱乐与体验也越来越即时性。日本近些年发达的手机小说可以说是这种媒介“微时代”的一个影像。     

浸润的泛空间:虚拟现实新闻的场景融合与建构——以新华社《高精度复刻:VR全景看新时代之美》为例

每一种新媒介的横空出世都是对旧媒介生态的探索革新与后继性科技成果的补偿性呈现。VR技术媒介化实践延展了新闻产业版图,颠覆了科技传播的外在图景与内在机理。“深度浸润”下的VR媒介探索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无限可能,虚拟现实技术对新闻业的渗透催生了深度融合、界域消融的场景新样态。物理场景的捆绑与裹挟在VR时空生存范式中已然形同虚设,被5G驱动时空重构的“虚拟与真实”映像全方位渗透、笼罩下的社会场景,正全方位多视阈地召唤着“具身性”传播时代的来临。     

以“数字亲密”重构信任：技术具身下青年异地恋的媒介实践

随着个体成为“技术具身”的赛博人,场景、身体、在场的概念发生了变迁。异地恋群体通过专注、便利、亲密的在线互动,以及双方的联合活动与共享任务,重新实现了“数字亲密”式的交流与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与媒介技术进行了“双向驯化”：媒介技术推动异地恋个体重塑自我边界,转变媒介使用惯习;异地恋个体则使技术“为我所用”,体现了物理身体的不可替代,确认了“数字亲密”的真实性。随着个体回归“在场”,异地恋群体克服了由“脱域交往”引发的信任危机,从而重新搭建起安全感与亲密感,建构起以认知型信任为主、情感型信任为辅的人际信任,以及以媒介技术和网络虚拟世界的运作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信任。     

以“刺”为媒：作为身份象征的明清名片及其媒介功能

根据洛根等人“媒介是延伸的延伸”的论断,该文从物质域、意识域、媒介域三个维度考察了名片在明清时期的作用与媒介功能演化。明清名片中的物质形式是维护等级身份的深刻体现,媒介可实现的功能早在出现之初就由规则制定者赋予了许多权力意识。名片的语言表达与交往实践在被礼仪秩序所塑造之后,还以一种镜面的形式呈现和映照着意识形态,并且在人们的各种具身仪式与传播实践中加强了等级观念。而随着清末社会文化以及印刷技术的改变,附着在名片之上的权力与等级意识也逐渐削弱。媒介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媒介在冲突与革新牵拉推扯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建立与推翻并走向新形式,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上“自我呈现”的批判性思考

当今社会进入一个媒介密集、全球连接的深度媒介化时代,大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自我呈现”的媒介现象变得日益流行。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于“自我呈现”研究以社会互动为主,鲜少有人将其与媒介仪式关联起来。文章首先以社交媒体平台上普遍存在的“自我呈现”为切入口,将其纳入媒介化仪式的范畴,旨在以更宽广的视角思考媒介化过程对大众“自我呈现”的建构意义,以及它是如何与政治经济权力关联的;其次,从技术供给、媒介逻辑、媒介化社交三个层面引出“自我呈现”的仪式生成;最后,从批判的视角探讨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在最为稀松平常的“自我呈现”过程中以更隐蔽的方式完成数据监控及隐性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