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化转型国际竞争力分析研究

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驱动,反映了新技术革命深入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效果。根据数字化转型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要素及发展模式变化,从数字化要素配置和数字化创新发展两方面进行量化解析,发现我国数字化转型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利用CES生产函数理论创新应用,通过回归、NCA和QCA等模型方法,实证了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决定影响。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数据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经济高水平发展有要素配置驱动型、资本-治理驱动型、数据-治理驱动型三类充分性组合路径。我国虽拥有一定的数字化转型红利,但数据投入较低,未能实现数字化转型对高水平经济发展的路径,数字化转型国际竞争力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资源与能力匹配下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数字中国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已有研究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效率和绩效提升等方面的检验已取得较大突破,但忽视了其转型前因的探索,特别是多种前因要素的综合影响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选择的作用尚不明晰。本研究基于中小企业资源和能力相对有限的重要特征,从资源与能力匹配的视角,探究不同要素禀赋组合下中小企业会构建何种数字化转型模式。通过对128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借助fsQCA方法进行前因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资源和动态能力之间存在“多重并发”的效应,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路径实现7种数字化模式的转型发展;(2)将7类模式进一步聚类并提出适用于资源实力较强而动态能力较弱的资源推动型辅助价值链转型、资源实力均衡但动态能力突出的能力拉动型增值价值链转型以及小型及微型企业适用的并行式数字化转型。研究丰富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前因要素的研究,并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参考。     

政府数字化转型演进趋势与展望

政府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全球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发展趋势。建设数字政府的本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应对信息社会由信息时代向智能时代的变革,政府数字化转型要从用户驱动全周期服务、数据关键基础设施、引领治理体系改革、公共服务一体化、网信能力建设和数字服务安全体系等方面进行谋划和实践。     

高管团队断裂带、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企业决策制定和执行者——高管团队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中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与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高管团队关系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动态能力中的适应能力在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在高管团队关系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构建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改进熵权法和灰色关联模型相结合,对中国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从技术、市场、政府3个维度的组态效应研究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总体仍遵循东、中、西梯度空间分布格局;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驱动路径有5条,可将其归纳为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种模式。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多重因素间复杂本质,为促进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配置组态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对于资源匮乏的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基于自身资源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但资源配置的组态如何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以资源基础观作为理论基础,基于数字化战略与企业内部资源协同的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数字化战略、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发展潜力、盈利能力、数字化团队六个方面,对 38家北京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前因进行了分析,得到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的四种组态形式。本研究证明了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组态效应的客观存在,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及资源配置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组织能力、组织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如何激发新产品开发绩效？——基于fsQCA的组态效应研究

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对企业发展和维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如何激发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47家涉及新产品开发业务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QCA方法探究组织能力、组织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激发新产品开发绩效。研究发现，企业有4种实现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组态和2种实现非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组态。结果显示，运营能力、动态能力、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和数字化转型都不是企业实现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必要条件，但却对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数字化转型、组织能力与组织创新的匹配很重要。只有数字化转型、组织能力和组织创新的类型匹配合适，才可以产生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与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企业实现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路径有所不同，企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本文为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新见解，也为企业实现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提升路径分析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但目前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维度分析,情境与实际不符,因此从组态视角,比较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重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为揭示我国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多元路径及其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中100家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大数据文本识别手段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检验资源基础、动态能力、行业竞争强度、环境不确定性、高管风险偏好、企业文化6个条件及不同条件组态对转型成效的效应,分析多重因素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单个数字化转型要素条件并不构成数字化转型高成效的必要条件;（2）存在5条驱动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3）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要素对动态能力要素有一定的替代性,动态能力要素对资源基础要素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行业竞争强度要素对动态能力要素有替代性。最后根据研究发现,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优化环境评估体系、增强环境识别能力,创新企业文化体系、提升高管领导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动态能力等建议。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研究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TOE分析框架,以2016—2020年68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NCA和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技术-组织-环境”维度的前因条件驱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表明：任何单一的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成为驱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受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企业数字人才投入、企业数字专利数、企业数字化业务模式和数字技术市场成交额六个条件的“多重并发”影响,并形成了数字环境孕育和内外联动渐进两类组态路径。环境维度因素是导致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结合该研究结论,从加强前因条件联动匹配、因地制宜探索驱动路径、统筹优化数字环境等方面提出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研究

关注数字化情境下的组织双元问题,同时突破传统净效应和单案例研究的局限,以及拓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边界,结合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实背景,运用组织双元理论,从结构双元、领导双元和情境双元3个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演绎和文献梳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14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水平、企业家精神、创新资源、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都不是“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双元能力的必要条件,企业实现高双元能力是技术、组织和环境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2）“专精特新”企业提升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3种（共4条关键路径）：创新资源主导型、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和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其中创新资源均为核心条件、具有普适作用,同时市场竞争均为非核心条件;（3）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4种（共5条关键路径）,均包含创新资源缺失。由此可见,我国中小企业应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大创新资源投入,多层面分析自身现实基础,选取不同的等效组态路径提升双元能力,同时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当前,大数据等技术在政府治理领域深入拓展,促使传统治理模式变革与政府数字化转型。从组织内部、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外部等层面审视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以组织内外的拉力、压力以及推力为驱动,以建设协同高效的政府为目标,从宏、中、微观3个层面展开实践的过程。转型中存在制度建设落后、人才储备不足等困境,需设立专业部门,加快人才培养,建立政民互动合作的机制以突破现有发展困境。从组织分析角度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能更好地把握组织变革过程中的内外变化,为理解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三审合一”改革的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采用文本挖掘方式构造了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变量,以“三审合一”改革作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刻画,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其他一系列可能的干扰因素后依然成立;增加创新研发的“研发效应”、提升人力资本的“人才效应”以及活跃技术交易的“市场效应”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较差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此外,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升级迭代。     

我国地方政府互联网回应能力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基于32个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有效回应人民的需求是政府管理应有之义,也是实现新时代目标、建设责任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在“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如何提升地方政府互联网回应能力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议题,探寻政府互联网回应能力的影响因素及生成机制对促进政府互联网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我国32个重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整合提出互联网回应能力分析框架,从制度、资源、环境三个维度选取六个条件变量对32个重点城市的互联网回应能力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实现较高水平的互联网回应能力共有四种路径组合,均由制度-资源-环境三维度共同作用形成,但组态各维度条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府际竞争压力和技术资源是地方政府互联网回应能力提升中较为重要的变量。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TOE理论框架,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fsQCA方法探究6个前因条件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组态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存在4条驱动路径,根据核心条件不同可归纳为“全要素驱动型”、“技术导向型”、“规模优化型”和“内外联动型”;而非高数字化转型仅存在1条“要素缺失型”路径。研究结果不仅从组态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而且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数字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视角下零售数字化转型机制新零售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目前零售业面临的主题，数字化正逐步改变企业的资源能力体系和价值创造模式。本文基于中国4家代表性新零售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提出了一个数字化转型机制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的核心:既要重点提高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与应用、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陷阱跨越等能力为核心的数字化能力，也要重点拓展基于数字消费者、数字生产要素和数字生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获取能力。本文从两种能力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研究，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运用多案例将以往集中于零售业的研究拓展到品牌商和平台，研究全行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背景下零售的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结论有助于零售数字化转型机制的理论创新，对解决零售数字化转型实践中“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的现实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随着数字化浪潮兴起,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入了“快车道”。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企业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机遇。数字技术的合理应用现已成为企业塑造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法宝之一,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研究议题也成为当今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文章在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义进行总结归纳,从理论基础、基本要素、经济后果等方面构建研究框架,提出企业应培养动态的双元创新能力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并对未来数字化转型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研究内容对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发展与实践应用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基于组态视角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江苏省内128家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研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足以独立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制造企业高制造过程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型和数字生态主导型;制造企业高商业模式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全价值链数字化型和数字生态孕育型。同时,本文亦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非高水平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数字化的不足分别是导致制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非高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动态能力与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实证分析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对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讨动态能力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机制以及CEO开放性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对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影响;动态能力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开放性显著调节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与创业板企业动态能力的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理解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影响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丰富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