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小说与史传中的甄后之死

文章从小说和史传的不同角度对三国时期甄后之死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作了详细梳理。从《文选》李善注《洛神赋》引用的《记》入手,结合《三国志》《魏略》《汉晋春秋》《世说新语》的记载,通过文本比较与分析研判,对于甄后之死,排除了曹操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并认为郭后在甄后之死事件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魏书》的记载表明了史学家在记录敏感政治事件时所受到的掣肘与秉笔直书之间的矛盾。此识见对于正确理解曹植《洛神赋》的创作背景与动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秀外慧中 坚贞不渝——《洛神赋》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爱与美的理想

《洛神赋》是曹植久负盛名的代表作。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据说曹植曾经追求甄氏女子，后被曹丕纳入后宫．甄女死后，曹植为了纪念他所思恋的甄后而作此赋，在这篇赋里．曹植把甄后比为洛水的水神宓妃，通过对宓妃美的具体刻画，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审美意识和美学理想。     

三国女才人及其有异议问题

本文介绍了几位三国时有奇才异能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女中豪杰，同时对其中有异议的问题进行辨正。甄后后生的曹睿应生于建安十一年，当为曹丕血胤，而甄后与曹植不可能有恋情，《胡笳十八拍》、《悲愤诗》非蔡琰所作，刘备与孙夫人的关系并不和谐美满。     

曹植甄后恋情的心理学阐释及与五言诗形成之关系——以木斋相关研究为基础

曹植与甄后的恋情被诸多学者视为无稽之谈,但依木斋对曹植、甄后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后发现,曹植的早熟性格与甄后贤淑聪慧的本性易使两人相互吸引,其证据即藏在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和曹植文集中.从南宋到清代儒家学者乃至当今学者对这一恋情关系的质疑,皆未能从历史文献出发,而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关注,最终使后代文人将植甄的爱情变成了“好事者捏造为之”的故事,从而遮蔽了十九首的历史真相,客观上为这一研究引申到心理学、道德学等更为深广的领域提出了要求.     

中学语文课本词语释

(一)被“司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达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仪、李辅、邓贤为内应,孟达被乱军所杀。”罗贯中《失街亭》。“又被”之“被”,高三册语文课本无注。按:被,加上。与下文“被乱军所杀”之“被”(表示被动之词)不同。《辞海》(一九七九年版):“被,加。”又,《楚辞·九章·哀郢》:“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被,加上。”以上都是“被”有“加上”义的明证。 (二)奈“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廓,又无     

曹植黄初初年获罪事由探隐

黄初初年,曹植两次获罪朝廷,几乎被杀。关于这两次获罪的经过,人们已作了较详细、清晰的考证,但获罪的具体事由尚不明朗。在诸贤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可以发现,曹植第一次获罪的真正事由是其在父亲曹操去世周年之际违诏私祭,为监国谒者所阻挠,因而发生冲突;第二次获罪的具体原因是曹植暗派属下前往邺城私祭父亲曹操,被王机等人诬告为私祭甄后。这也就是《责躬诗》中"茕茕仆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的真正所指。     

《修华岳庙记》疑为北魏文

《樊南文集补编》所收《修华岳庙记》,虽历来注家多怀疑非李商隐文,却无史料可证实。从《修华岳庙记》文中出现之人名、人物在生活时代上的重合以及“阐皇风于五叶”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修华岳庙记》文应为北魏文成帝太安年间作品。     

浅析曹植赋中的“俗”

曹植的《鹞雀赋》和出土的《神乌赋》相似。而他的《髑髅说》和庄子的“庄子见髑髅”也有相似之处,《神乌赋》和“庄子见髑髅”都有吸取民间文学的特点。而曹植所处的那个时代谐谑调侃之风盛行。总之,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决定了曹植在吸取民间文学方面是自觉的。     

浅析蔺相如形象的间接完成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描写人物上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兆琦先生在他的《司马迁与(史记)》中所言：“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见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六册111页)《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一篇较好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的范文。该文通过记写“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廉蔺交欢”三个故事，着重塑造了占居矛盾主导地位的机智勇敢而又深明大义的封建时代的爱国者形象——蔺相如。     

浅析曹植赋中的"俗"

曹植的《鹞雀赋》和出土的《神乌赋》相似。而他的《髑髅说》和庄子的“庄子见髑髅”也有相似之处,《神乌赋》和“庄子见髑髅”都有吸取民间文学的特点。而曹植所处的那个时代谐谑调侃之风盛行。总之,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决定了曹植在吸取民间文学方面是自觉的。     

战国史学简论

战国时期出现了各种题材，体裁、体例及语言风格不同的史学作品和半史学作品。本文对属于“瞽史之纪”的《左传》、《国语》，属于“巫史文化”的《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著作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由于史官性质的转变，记注制度的废迟、诸侯史记的焚毁，权变及演说术故事的编辑，战国史学最终走向衰落，而代之以诸子之学。     

以《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为例看木斋对《古诗十九首》的解读

木斋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成熟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间确定在建安十六年以后,这有一定道理,但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等"古诗"都应该是与曹植有关,是曹植与甄后相恋事件的结果,这就为他的论证造成了困难。以《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为例,考察他对《古诗十九首》的解读,可以发现他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     

浅论曹操诗歌的艺术悲情

曹操这位“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既总庶政,兼贤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丁晏《曹集诠评》卷十),虽“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沈约《宋书》卷十四《礼志》),“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如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方才有“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大量的作品改变了两汉以来…     

诗学传薪 文章津逮——读《香菱学诗》札记

《红楼梦》第４８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一节，以“香菱学诗”为题，入选人教版新高中《语文》第六册。教材编者认为，这段学诗故事对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极具启发意义，可谓深中肯綮。因为诗境与文道本同源异流，又殊途同归，故鲁迅先生赞美《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太史公书可谓“诗史”。老学者张中行先生著《负暄琐话》，自序“就主观愿望说是当做诗和史写的”，也确实当之无愧。所谓“史”，指“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所谓“诗”，当是有文外之味、味外之旨。正如周汝昌先生读后感言所云，“文境…     

秦醇《赵飞燕别传》考论--兼议《骊山记》《温泉记》

北宋中后期的秦醇是喜欢撷取历史题材的重要传奇文作家,作有《赵飞燕别传》、《骊山记》、《温泉记》三篇作品。作者在《别传》序中用故弄狡狯的假托手法声称此传是根据“古文”《赵后别传》“补正编次”而成的,实际上它是作者参考旧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大约出于东汉至晋宋间无名氏之手的杂传小说《赵飞燕外传》(又题《赵后别传》)重新创作而成的,素材主要取自《外传》,也从《西京杂记》、《汉书·外戚传》汲取了一些素材。同时还吸收了《丽情集》本《长恨歌传》和《搜神记》中的有关记事和描写。《骊山记》也采取了同样的创作方法,一方面从《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次柳氏旧闻》、《津阳门诗注》、《定命录》等唐人书中择取素材,但又不拘泥古书而自行加工,一方面自为幻设,发挥想象进行虚构。所不同的是叙事结构,《骊山记》的叙事结构效法唐人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和郑嵎《津阳门诗》,假托张俞和骊山田翁的对话,通过田翁对其祖上“言往事”的回忆来叙写明皇贵妃遗事。从北宋传奇创作的整体观察,秦醇的创作带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与乐史那种学者型作品的记实性资料性风格迥异,是应当予以基本肯定的。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周易正义》题作“《周易兼义》”小考

唐孔颖达所撰《周易义赞》始以《周易正义》刊行。从宋至清，《周易正义》又题作《周易兼义》。后人对其间缘由多所探究。清代学者阮元认为《周易正义》之所又题作《周易兼义》，是因为宋人将单行之义疏与经注合刻题称“兼义”。其说源流清晰，与诸家著录相合，最为可信。     

浅析《文选》李善注引《说文》之被释字

文章从《文选》李各注所引《说文》的被释字入手，将之与今存大徐本《说文)进行比较，且加以分析，最后归纳出李注《文选》在注释词语时的一些特点及其对今本《说文》的贡献。     

《荆钗记》注释商榷

俞为民《宋元四大戏文读本》对《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曲白中的方言、典故以及戏曲术语都作了注释,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其注释尚有若干可疑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仅就《荆钗记》中一些注非所当之处,提出修正意见。     

“自今”解

《齐晋鞌之战》(《左传·成公二年》)中逢丑父在将要被杀时喊道“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王力《古代汉语》将“自今”注释为:“从现在追溯到以前。”郭锡良《古代汉语》将其释为“‘自今以往’的省略,即从今以后的意思”。二者都是以“今”为起点,前者向前追溯,后者向后延续。孰是孰非,本文试就此作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