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汇空缺的角度看可译的相对性

词汇空缺是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语言现象，是由于各民族语言文化不同所造成的对等成分的空缺。它分布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给翻译活动造成了一定困难。从翻译的定义、标准和翻译者的不同、人类语言与思维的同一性以及文化的相互渗透性方面来看，词汇空缺是可译的。但从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文化差异、习语、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四个方面所导致的词汇空缺的翻译实践来看，其可译性又是相对的。     

论翻译的可译性和可译性限度

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语言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的基础。人类思维内容和思维规律的一致性、语言中语法结构的差异对应性是可译性的理论依据。翻译实践证明了语种之间的可译性。可译性不是绝对的，它有一定的限度。     

论翻译中的可译性障碍

语言翻译可使不同民族间相互交流,然而在翻译过程中除可译性外,还存在不可译性或可译性障碍问题,使得目标语很难再现原语的意义、功能、风格等。通过对诸多可译性障碍的分析,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促进翻译的发展。     

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再思考

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伴随了整个语言翻译发展的历史。本文在对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进行深入分析的前提下,着重考察了语言的可译、不可译、有限可译之间的转化和互补,揭示了语言翻译问题的复杂性,并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思考和认识。     

论文化的翻译等值层次

通过对文化的可译度，即可译文化、部分可译文化和不可译文化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国家在语言习惯和文化等方面的不等值，因此翻译等值只能是近似的等值。文化的翻译等值层次，首先应该达到文化语义层次的翻译等值．然后才是文化语言形式层次的等值。     

语言、思维与可译性探讨

通过概括性地比较分析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点，发现人类思维方式存有相似性的同时亦有差异，说明人类不同语言之间是可译的，但同时亦有可译性限度的问题。这表明绝对等值的翻译是没有的。     

不可译·可译·可译好——例谈“不可译”问题

从事翻译的人都知道，无论译何等努力，要做到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实现原语到目的语的转换免不了要遇上两种语言之间的诸多障碍。但若因这些障碍就把一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认定为不可译，这是不可取的。其实，译界视为“不可译”的诸多例句不仅“可译”，其中一部分还可“译好”。     

论翻译的可译性及其限度

可译性及其限度问题是翻译研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应该看到,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是可能的,但同时由于语言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原文有时又是不完全可译的,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就这一问题略做探讨,以便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宋词英译中的可译与不可译--以李清照《声声慢》的英译本为例

认识论中所指的同一性和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可视作可译性的理论依据。然而,布隆菲尔德的“意义”理论意味着对任何翻译活动在理论上的正当性或实践上的可行性的一种否定。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翻译确实也存在着不可译因素。本文会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为例,来探讨翻译的可译限度。     

论文学风格的可译性

从翻译的任务入手指出文学翻译中保持原作风格的必要性，进而从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文化和哲学几个层面阐述了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并探讨了如何处理好原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学风格可译性的限度。     

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必定在翻译中引起语义和语境的冲突,这是翻译工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一些人来说,文化差异对翻译的障碍如此巨大以至翻译的任务几乎不可能。但是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性,这是翻译之所以能实现的客观基础。可以从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及翻译的可译性着手,探索实现翻译途径的方法。     

论本雅明的“可译性”及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

关于翻译“可译性”的讨论,标志着由翻译研究中的经验主义、描写主义学风向支配翻译及翻译研究中的理性逻各斯的转向。这一“认识论”上的转向意味着对翻译研究中所盛行的“理性惰性”和斥翻译研究为“派生而非原生态”的观点的质疑。我们将立足于语言存在论的现代阐释哲学、本雅明译论以及德立达对于本雅明之补充,并从语言与物、语言间性以及“可译性”与“纯语言”之间的辨正关系入手,对翻译之“可能性”进行考察。     

语言·文本·翻译——试析巴赫金关于翻译的见解

在中外学者对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研究中,“翻译”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涉及到巴赫金谈翻译的研究十分少见。作者以巴赫金符号学观点为切入点,对他关于语言和文本的翻译的论述作一简略概括,并潜入巴赫金论点的背后揭示其关于可译性问题的看法。     

On the Culture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As a form of cultural exchanges,it isn’t avoidable for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to be closely connected and influenced by each other.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target work is influenced by all kinds of cultural elements so that target work is different from source work in some degree.The content of source work remains the same,but the form of that is changed more or less as the resul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Sometimes the cultur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a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may be on equal footing complementary but sometimes they might be unequal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one culture is neglected.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ranslator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arget work.The target work is the recreation of the translator.     

可译性之哲学依据——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谈起

翻译历史发展到今天,可译性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传统翻译研究对可译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思维、语法、文化等方面,从哲学角度探索可译性的并不多见。文章拟通过分析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和他后期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语言哲学观对可译性进行探索,试图从语言哲学角度探索可译性的哲学渊源。     

试议英文首字母缩略词翻译方法

近年来大量的英文字母缩略词进入汉语中,对这些外来词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差异较大。在论证这些字母词的可译性基础之上,对这些翻译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字母词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产物,相应的翻译方法也要体现出该原则,方能保证信息的准确、高效传递。     

浅谈关联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联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活动是一个双重示意-推理的语言交际行为,可译性问题是一个视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听话人/读者的认知语境而定的动态问题,而运用各种翻译技巧的目的在于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与源语作者交际意图的最佳关联.     

可译性问题

可译性是传统翻译观的范畴,它基于一个假设:原作有终极意义,可译性就在于完整无缺、毫不改变地加以再现,否则就是不可译性。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象论和语言游戏观出发来研究可译性问题,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观点:在语言游戏观下,翻译变成了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它客观地存在着。翻译并非终极意义的再表达,而是在视域融合下的合理的意义阐释活动,而作者意图和作品意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异,由此消解了可译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