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真君崇拜与江西民间信仰

自晋至宋元时期,许真君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的神灵形象建构过程。与许逊相关的神话传说本身就源自于民间,江西地理环境、习俗和社会安定需要,为其神灵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土壤。祭祀许真君的仪式表达了江西民众信仰许真君的虔诚,这些祭祀活动都寄托了地方社会和底层民众现实的需求。     

许真君信仰与崇拜对旅游民众的积极作用

许真君信仰与崇拜是江西民俗信仰之一,它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在社会群体中有很深的根基,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对旅游民众的教育、文化和心理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到底谁知事不谐——论冒襄及其关帝信仰

明清时期,关帝信仰盛行不衰,关帝最终成为全民崇拜的神灵。＂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亦不例外,其关帝信仰几乎与生俱始,而其与董小宛＂到底不谐＂的爱情经历最能体现其关帝信仰的虔诚。研究冒襄的关帝情结,或可窥探关帝信仰在整个明清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南赣乡约》在潮州的施行

考察王阳明《南赣乡约》在潮州推行的案例,可以看出:明代中期,潮州的士大夫们将习得的符合国家正统的知识——以"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付诸实践,把国家文化正统制度化为乡村社会的思想行为准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挥着比宦潮官师更加重要的作用,他们才是国家文化正统在地方社会制度化过程中的真正参与者和主导者,正是他们在主导着乡村社会的建设。     

日本神话中的太阳神——天照大神在“记纪”神话体系中的形态与机能

以崇拜天照大神为核心的“太阳信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不是自然神崇拜的延长,而是在公元六七世纪大和朝廷中诞生的一种新的信仰。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对日本神话体系的形成及特征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     

论山西蒲县东岳信仰的地方化

东岳大帝是国家祀典的正统神祇,由于宋代统治者的提倡,扩布到各地。山西蒲县也不例外,这位正统神祇与当地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民俗文化相结合,逐渐成为当地民众的保护神,享受民间的祭祀,实现了由正统化向地方化的转化。     

试论明清时期在兰会馆中的神礻氏崇拜

会馆是明清时期易籍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场所。本文以许真君、关公和药王三位神礻氏为主 ,分析了外省在兰州所设会馆中的神礻氏崇拜现象 ,认为神礻氏崇拜对会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维系与保障的作用     

从明清时期太白山信仰中看地方政府的作用

太白山信仰是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但这一民间信仰直到明清时期才扩展到整个关中地区,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在太白庙的修建和太白山神的祭祀上也起着主导性作用,对太白山信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把太白山信仰纳入官方正统信仰之中和国家对民间太白山信仰迎合的结果,而作为封建国家在民间社会的具体执行机构——地方政府,必然会介入到太白山信仰之中,并最终发展起到占主导地位的作用。     

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阐述藏传佛教格鲁派之所以能在百余年迅速发展壮大，除了自身通过宗教改革，赢得了广大藏蒙族善男信女虔诚信仰外，与清政府的大力尊崇、支持分不开的。然而，清政府并非像元朝廷那样佞佛。为了地方的安定与国家的一统，朝廷制定了响应的政策法规，严格管理活佛僧侣及各寺院等。文后就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对藏族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     

江南镇乡祭祀体系中的地方与国家——以上海金泽镇及苏、松二府为例

民间信仰的神祇,不仅具有地方意义,而且其诸多形式亦具有国家象征意义,而以民间信仰来讨论"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乃是当今宗教学界所忽略者。兹以上海市郊金泽镇所存地方信仰祭祀形式为例,尝试提供一种新的民间宗教研究视角。金泽镇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套以"杨老爷"为核心的民间宗教,镇上"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信仰格局,俨然延续了明清儒家祠祀体系,体现出近世以来的江南地方信仰模式的诸多特点。江南民间宗教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儒教祠祀表现出"国家"特征,众多的老爷信仰则表现出"地方"性质。基于金泽镇的当代田野调查和江南苏、松二府地方志的文献整理,可以看出乡镇一级的祠祀系统,是维持江南地方社会的重要支柱。     

北京城市社会的民间水治

从北京明清史料考察北京城市用水民俗,大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北京历史上的国家水治和城市社会的历史发展,对城市用水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城市民间水治依附于宗教性的公共管理,这使城市水治所崇拜的主要神祇,如龙王、关公和土地神等,有时也成为北京传统行业的公共信仰神灵;三是国家资本、中小行业资本与小农结合的投资用水模式,适应了城市社会和外来流动人口生存的多样化需求。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清代四川并不存在明显的祭祀圈和信仰圈。作为四川"地方性"文化的主导因子之一,民间信仰与综合文化的分区基本一致。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可分为川西平原民间信仰区、川东北民间信仰区及川南民间信仰区等三个大区。川西民间信仰区自然崇拜遗留较多,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拜及民间信仰较为兴盛,民间信仰的娱乐化特征非常明显;川东北民间信仰区自然崇拜等信仰遗存较多,质朴而有古韵,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祀虔诚而质朴,尚巫传统突出,鬼巫信仰兴盛,各亚区存在较大差异;川南民间信仰区古老信仰保留最多,最为古朴,特色民间信仰较多,受少数民族影响更为明显,民间信仰更加古朴和原始。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是四川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差异的一种适应性结果。     

浅析日本神道教的五大变迁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发源于日本的原始神祇信仰,其历史变迁与外来的宗教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根据神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其历史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神祇信仰;二是律令制国家形成时期的皇室神道;三是不断融合外来宗教思想与文化,各种理论教派逐渐形成的教派神道;四是作为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工具的国家神道;五是神社法人化与信仰自由化时期。     

论唐代的山神崇拜

山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 ,自古以来盛行山神崇拜。唐代是山神崇拜的重要发展时期 ,山神崇拜现象非常普遍 ,类型多种多样。唐代的山神崇拜具有明显的多功利性特征 ,由于人们在对山神顶礼膜拜的同时 ,赋予它许多功能 ,以满足各种人群的不同需要 ,所以山神崇拜也是当时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 ,构成当时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用信仰重建精神的家园——兼评何敦培《和而不同——神俗信仰关系研究》

神灵信仰以对神灵的崇拜与神圣的仪式体现出宗教性,世俗信仰则以人际关系中特有的虔诚与执着体现出宗教性.世俗信仰的宗教性通过宗教关系反映出来;世俗信仰中的宗教关系不只是指宗教实践中普遍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与集体间的关系,其核心是个体之间建立在信任和忠靠的基础上的精神依存关系.世俗信仰实践通过消解人际关系的危机实现社会的稳定与个...     

基于民族文化学的普米族“藏巴郎”崇拜的阐释

虔诚的情感是普米族＂藏巴郎＂崇拜的内驱力,促使他们在审美境界上借这种崇拜体现＂大美＂,且具有形状、艺术形象和文化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普米族＂藏巴郎＂崇拜的虔诚,是特定的民族思维所造就的民族审美认同,借类实践以具体体现。     

道教神祇与岭南民间信仰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具有本土化的交融性和相生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古时期,岭南地区山林远海较多,自然灾害频繁,气候恶劣,巫术盛行。当地的少数民族大都相信万物有灵,信仰内容广泛。道教在神祇的塑造方面善于将国内各民族的神灵信仰纳入自己的范畴中,在现实的修行与传教行为中乐于隐遁山林,超然物外。道教神祇与岭南民间信仰在岭南地区交互影响,共同形成了以道教神祇信仰为基础的岭南民间信仰体系。     

华夏侠崇拜现象透视(续)

三 古代社会中的侠崇拜是一种英雄崇拜,是和天子崇拜和清官崇拜同时存在的。古代社会中的天子崇拜和清官崇拜是正统的英雄崇拜。侠崇拜是人们把侠视为民间英雄来崇拜,是民间的英雄崇拜。侠崇拜与正统的英雄崇拜是性质不同的崇拜。两者有两点不同:     

在七教的日子里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 已经忘了最早听见“支教者”一词是在何时,只记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许多曾经崇拜的角色渐不以为然,却从未失去对这一身份的尊重。支教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类比为传教士：一样的虔诚与奉献。不同的是传教士是本着对上帝的信仰而传播福音,     

从碑文看地方精英在二仙信仰中的教化作用

二仙是晋东南地区的一个地域性崇拜神。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它承载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作用。民间百姓看重二仙有求必应之“灵”,而统治者更看重二仙在维护国家安定上的“功”。统治者若想借助二仙来加强自身对于晋东南百姓的影响、扩大统治基础,就必须打破“功”与“灵”之间的断层。处于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地方精英就承担起了打破断层、搭建桥梁的作用。在梳理历代二仙碑文的基础上,探究地方精英如何通过增添二仙经历、丰富二仙形象、改变成仙方式的手段打破“功”与“灵”之间的隔阂,使二仙信仰既利于国家对晋东南地区的统治,又在顺应百姓需求的同时,实现其教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