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油画以及本土绘画的影响

中国油画史最早上溯到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将油画带入中国,并对中国油画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下面本文主要探讨了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油画以及本土绘画的影响。     

德国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百年探究

一、德国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回顾 德国图书的传入、译介、出版始于明代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其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德国图书传人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存韩国的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

东方人认识西方近代科学，始于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之后。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oeo Ricci）以孔孟之道和天主教相融合的态度，使中国人得以积极地接受欧洲产自鸣钟和《几何原本》等近代科学作品，接受利玛窦带来的关于世界地理的科学观念。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发现美洲大陆后的世界新地图为蓝本，在中国绘制了有史以来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陆续付梓的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有多种版本，其中包括1584年版《山海舆地图》、1596年版《舆地山海全图》、1600年版《山海舆地全图》、1601年版《舆地全图》、1602年版《坤舆万国全图》、1603年版《两仪玄览图》。这些传递全新地理科学知识的世界地图面世以后，不仅影响了中国人，而且很快流传到亚洲其他国家。     

八面来风

利玛窦古地图展出中国被标为世界中心据美国《西雅图时报》近日报道,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绘制的一幅地图日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     

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看利玛窦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本文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时所运用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总结出了对当今跨文化交流的启示。通过对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影响作简介,并引用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及文化整合策略对其教策略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利玛窦传教策略对当今跨文化交流中既坚守自己原有文化,又融合其他文化的“的而不同”的启示。     

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图书及其影响

自利氏1583年来华到清政府禁教、耶稣会解散,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了二百年左右.传教士一般都采取利玛窦确立的知识传教方式,在传教过程中向中国人介绍了许多西方的各种学说.     

乾嘉年间对西洋人往来书信的管理

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进入中国,此后各个教派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在康熙朝中前期,西洋传教士来华是受到康熙皇帝的极大欢迎的,康熙允许他们传播天主教。但由于礼仪之争,康熙命令禁止传教,令在华传教士必须领票,不领票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雍正元     

关于中西戏剧文化最初的碰撞——从汤显祖与利玛窦会晤问题谈起

七绝《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两首,表明汤显祖在岭南肇庆会晤过两位基督宗教传教士。徐朔方先生考证,汤显祖遇见的两位传教士,为利玛窦和石方西。此事,后学推衍至中西戏剧交流。汤显祖是否与利玛窦相遇交谈过呢?此为一段公案。弄清楚这个问题,可以了解到中国戏剧西传之初的一些情况。     

明代西方油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研究

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明代,传教士带来了用油画绘制的天主教像、圣母像等做宣传,这便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油画作品。     

独臂神父饶家驹与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

自从明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是清前期的“礼仪之争”还是晚清频发的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都是其中主要的活跃者,而且留下了很多不光彩的印记。不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整个中国都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很多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也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中,     

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

众所周知 ,礼仪之争爆发后 ,康熙与罗马教廷发生严重冲突 ,终至决裂 ,颁布了禁教令。他对颜当等反对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十分愤怒 ,予以了惩治。那么 ,他对遵从利玛窦的规矩 ,领取信票留在中国的传教士态度如何呢 ?关于这个问题 ,学术界尚缺乏研究。在清代档案中 ,有许多关于传教士的资料 ,本文根据这些资料 ,对这一时期康熙与传教士的关系进行分析。一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这部书中有许多关于传教士的资料 ,生动地反映了礼仪之争爆发后 ,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 ,其中有人用了“度量宏大”一词1。礼仪之争暴…     

利玛窦古地图展出中国被标为世界中心

据美国《西雅图时报》1月12日报道,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日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这幅珍稀地图将中国标示为世界     

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贡献

<正>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传教士,受罗马教廷指派于1582年开始先后在中国澳门、广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直至病逝于北京,时间长达28年。期间他习说汉语,完全以中国的方式生活,并利用渊博的学识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新局面,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利玛窦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贡献的具体体现     

近世儒教与基督教的会通和贡献

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初着僧袍,后改儒服,援引中学解释天主教,企图融合儒耶两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利玛窦的贡献非凡,他不仅带来了依附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化,也传播了西方的数学、地理、天文等科学知识。儒耶两教真正的交流自此开始。在利玛窦来华之前,唐代贞元九年有基督教分派景教进入中国,“虽以尊君事父相号召而欲与儒学伦理妥协,但终究谈不上与儒学的会通”。在利玛窦来华后,会通儒耶两教,     

晚清传教士眼中的老北京城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大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枪炮下被迫打开.伴随着殖民侵略的不断加深,国内人员构成逐渐发生了变化.大批外国人从沿海各地涌入,其中包括商人、外交使节、军人,还有传教士这类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始于明朝来华的利玛窦,当时中西方尚处于相对和平的交往中,利玛窦等人受到了帝王及官员的重视.但鸦片战争结束了这种互相交流的状态,"中外文化走向上出现了明显的列强强制性单项输入的特征"[1].此后的传教士便不单单是传播西方宗教与科学知识的群体,也逐渐成为帝国侵略的先锋军和辅助者.与武力攻击不同的是,他们企图将西方宗教教义渗透进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中,进而实现文化上的绝对优势.     

一流学者的二流著作——评夏伯嘉《紫禁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

"数年前研究之初,我访问了肇庆,耶稣会在华第一个寓所所在地,利玛窦在此度过不愉快的七年.利玛窦及其同伴居住在崇僖塔附近的一所房屋里,濒临西江,东门之外;他对广东话一窍不通,传教成绩马马虎虎.我游历了每个名胜古迹,在至今依然环绕着肇庆老城的城墙上漫步,搜寻利玛窦的痕迹,但一无所获.在肇庆最大的新华书店里,没有关于肇庆的历史书籍,更不用说有关这个著名传教士的书籍.利玛窦移居韶州后,肇庆这个美丽的城市似乎忘记了他.     

书评空间

自从明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是清前期的"礼仪之争"还是晚清频发的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都是其中主要的活跃者,而且留下了很多不光彩的印记.不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整个中国都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很多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也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中,有的是直接上前线和日军作战,如中外闻名的雷鸣远神父,更多的则是参加医疗救治和难民救济,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饶家驹神父了.     

王弘海与利玛窦首次进京

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进京的西方传教士;而广东籍的南都南京的礼部尚书王弘诲,则是利玛窦此次北上的策划者与引导人.此次北京之行虽未能使利玛窦实现其接触神宗皇帝的目的,但为他后来的成功居京打下了基础,意义堪称重大.精神的投契与旨趣的相合是王弘诲与利玛窦结交的基础,帮助朝廷修订历法是作为朝廷高官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浅层动机,帮助利玛窦传教则是作为准天主教徒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深层动机.他对自己策划和帮助利玛窦进京一事讳莫如深,既是想维持其高官地位,也是想在对外战争的背景下避免“里通外国”的嫌疑.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大开,西方传教士尾随列强军队也大量涌入中国,他们也纷纷效仿以前利玛窦等人的做法,通过宣传西方科学知识逐渐渗透传播基督教义.传教士本来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但他们在传教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介绍或传播中西文化使者的角色,以至于当我们历史地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传教士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时,不能忽视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他们在华创立教会大学图书馆、藏书楼,引入西方教育模式、技术方法,传播西方图书馆管理理念.他们从事的图书活动是中国近现代图书事业的一部分,对促进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史和图书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汤若望在华传教之得与失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许多西方传教士怀其所学,梯山航海,来到中国,一方面从事传教工作,以扩大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以其所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是其中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本文试对他在中国传教的得与失进行探讨。 一 天主教在清初迅速发展 自明嘉靖后期起,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坚持教规原则,要求领洗入教的中国人不论姓名、服饰、习俗等等,一律按西方习俗加以改变,所以在这一时期耶稣会在中国的工作进展相当有限。自万历前期起,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来到中国以后,改变了以往的方针,将传教工作尽量与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要做到传教本土化。他们学习汉文,研读四书五经,用汉文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