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宸英与《明史》修纂考述

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三十一年,姜宸英曾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主要分撰《刑法志》及相关传记。南京图书馆藏有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两种稿本,检其内容,均残缺不全,且为孤本。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历来未被学者研究和称引,因此很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姜宸英修史情况及其两种稿本的价值,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姜宸英对《明史》修纂所作出的贡献。     

万斯同主修《明史》对清初史学风尚的影响

在《明史》修纂过程中,万斯同一直起着核心作用,他“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见《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是实际上的总裁。在史馆,“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万斯同）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日：取某书,某卷某叶有某事,当补人;取某书,     

王鸿绪“敕修”《明史》辨伪

结合康熙对《明史》编修前后的不同态度、王鸿绪整理《明史列传稿》与《敕修明史稿》的经过,对比分析王鸿绪两史稿呈表文本,可得出王鸿绪的所谓"敕修"不能成立的结论。王鸿绪的问题不在向来被指责的"窜改"或"攘窃"史稿,而在《敕修明史稿》之"敕修",在利用"416卷《明史稿》"曾被康熙批评的政治恐惧造成雍正朝以其《敕修明史稿》为底本续修而成现行《明史》。     

清初藏书家对官修《明史》的贡献——以康熙朝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年间,清廷重启明史馆,因史料缺乏,遂向民间广泛征书,且一改顺治年间修纂《明史》的诸般禁忌,强调所征之书虽有忌讳之语,也不治罪,这为藏书家广泛参修《明史》提供了契机。清初藏书家与《明史》修撰关联密切,从进献、借阅所藏史籍,到草拟、编纂《明史》稿,乃至审阅、考订《明史》稿本,藏书家以多种方式参与《明史》纂修,且成绩斐然。藏书家与官修《明史》的互动,反映了清初特殊历史背景下清廷编修《明史》过程中政治与学术、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校读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手记

点校本《明史》问世前出现的万历首辅申时行的传记,至少有十多种。这些传记对申时行或仅记事迹不予评论,或极力歌颂,或予以肯定但行文平和,或褒贬兼有而以褒为主,或虽以褒为主而批评用语亦有一定的分量。而从问世时代分,则明代问世者大体持表扬歌颂态度,清代问世者则多半褒贬相兼且批评用语有一定的分量。这些传记为点校本《明史》底本即殿本《明史》的申时行传,提供了撰写参考。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关于申时行籍贯,以及关于其子申用懋任职经历等记载皆有需加考订之处。现存殿本《明史·申时行传》的清朝明史馆拟稿中,有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和旧题万斯同编撰《明史·申时行传》,两者多有区别,前者观点相对陈旧,这当反映出前者问世当早于后者,这一状况值得治史学史者给予充分关注。     

略谈《明史》万斯同私定稿和修订稿

笔者认为,我们今天追寻和研究《明史》万稿的目的似乎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因为旧时的记载,往往把凡是与万斯同相关的《明史》稿都一律称为《明史》万稿。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种准确的提法,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众所周知,万斯同从康熙十八年进入《明史》馆,直到康熙四十一年去世,     

“海瑞传”教学指要

一、课文的出处和作者本文选自《明史》的《海瑞传》.《明史》是清朝政府乾隆年间张廷玉等修纂的. 张廷玉(1672——1755)字衡成,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保.乾隆时晋封伯爵,督修《明史》,任总裁,至1735年成书.著有《澄怀园文存》. 《明史》是我国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明史》以材料丰富,体例谨严著称.但因清初文网深密,修史大臣对清朝入关前的建州女真事实和南明诸     

略论毛奇龄的史学精神与治史之风

明末清初备受争议的著名学者毛奇龄,以经学研究闻名于世,同时对史学研究也相当重视。他参与《明史》编修,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史著;他重视史料的考据与辨伪,体现了史家"求真"的史学精神;此外,他反对宋儒"史断"、批驳道学,有功于清初"弃虚蹈实"的治史之风开启。因而,毛奇龄在清代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清初《合州志》抄本考论

《合州志》抄本成书于清初,但能否将具体成书时间断定为康熙十一年却值得商榷。康熙《四川总志》修纂期间,四川并未大规模要求其各级地方政府修纂地方志,则《合州志》抄本的成书时间不能与康熙《四川总志》成书时间简单挂钩。但从二者的内容来看,却又高度重合,的确存在密切关联。《合州志》抄本的成书时间应在康雍两朝,其成书过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作为州政府修纂上呈的地方志,但在传递保存中出现了残缺;二是作为明史馆臣或一统志馆臣编纂史籍的参考资料。第二种可能性较大。此外,《古今图书集成》还收有与《合州志》抄本不同的康熙《合州志》版本。     

论万斯同在《明史》修纂中的贡献

《明史》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时间最长的一部,因结构严密,文字精练,深受学界称赞。现在能够见到的《明史》主要有三个本子,即万斯同的《明史稿》、王鸿绪的《明史稿》和张廷玉的《明史》。这三个本子记录了《明史》修纂过程的三个阶段,在内容上既有前后承袭,又有某些差异,有的内容甚至差异甚大。万斯同作为事实上的总编,经他审定的《明史稿》,起点高,规模大,内容翔实,持论公允,为《明史》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全祖望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身处“康乾盛世”的全祖望在经史研究、文献整理、诗文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他不惧文字之祸,博采乡邦文献为明季忠烈之士树碑立传,表彰他们的忠义行为,同时鞭挞一些丧节之士丑恶行为,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保存文献、弘扬民族气节产生深远影响。     

虞山二冯诗歌评点略论

明末清初的虞山二冯是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和专门化的开风气者,清代诗学研究者对二冯诗学的渊源及宗尚虽已有一些研究,但二冯诗学的学术特征,即从文本的校勘、辑佚、考订入手,由文本研究推广到诗史研究,通过诗史研究和选本评点来表达自己的诗歌观念的方式,尚未被触及。本文从二冯批点的《才调集》《玉台新咏》《西昆酬唱集》《瀛奎律髓》等选本入手,论述了二冯在校勘、整理古代诗歌文献方面的贡献,同时分析了二冯诗歌批点的特征,对二冯诗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对清代诗学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揭示。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从清修《明史》看明清欧洲观的嬗变

清修《明史》包含相当丰富的欧洲内容。这些内容虽取材于明代史料,但透过明史馆臣对明代欧洲素材的取舍、增补、修订与评赞,可以看出清人对欧洲势力东来亚洲之战略目的有了更为本质的认识,对欧洲文化的态度也更趋理性。但《明史》流露出的西学中源论以及有关欧洲内容的疏漏、错误,又说明清人欧洲观仍然存在严重缺陷。     

抄本《明史列传》撰者考辨

抄本《明史列传》的撰者被定为徐乾学是错误的。该书卷首韩方卓的跋文失误颇多,不足以证明此书为徐乾学所撰。有关徐乾学的传记资料和明史纂修的史料亦可印证徐乾学未曾撰写过《明史列传》。将该书与万斯同的《明史》和王鸿绪的《明史稿》比较后,确认此书系后人将上述两书的诸臣传中各抄录一部分组合后,另题名为《明史列传》。     

孟森清史研究成就述论

孟森治清史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孟森的清史著作,以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编的论文质量最高,《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则是研究心得与一般史实的汇编,具体反映出孟森不同寻常的史识。孟森的清史研究是以政治史为中心,以旧的著述形式中表现新史观,研究中能着眼全局又能探微发覆。     

新修《清史》有关体例体裁等问题之管见

新修《清史》体例体裁可采正史纪传体,但应有所创新;在编纂思想上应遵循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叙事记人;从节省篇幅和沿正史之续的角度考虑,文体上宜用简易明快之文言文叙事状物;关于新修《清史》内容之取舍,应比较《清史稿》之得失,参戴逸教授相关意见并结合个人思考,新修《清史》似应保留《天文志》,并增设《洋务志》、《革命党人列传》、《南明载记》、《太平天国载记》等若干。     

黄人《中国文学史·明人章回小说》考论

黄人在一九0四年至一九0七年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初稿,破天荒地将古代小说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不以"小道"视之,可谓别具慧眼.但是近百年来,一直未受到小说研究者的注意,十分可惜.其实,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除了可以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出一些修正外,仅就其"明人章回小说"一节而言,在小说的论述方面已卓然成一家之言,并且在小说分类学、小说目录学上具有极重要的贡献与价值.因此,有必要对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明人章回小说>加以考证论述,并予以高度的肯定.     

钱宾四先生与《清儒学案》

钱宾四(穆)先生早年著《清儒学案》,因稿沉长江而失传,所幸有《清儒学案序目》将其大要先期刊出,因此,原稿虽失,精义尚存。研读《清儒学案序目》可知,钱先生以为,以学案体记清儒学术,有唐镜海(鉴)、徐菊人(世昌)二家在先,但一嫌陋狭,一嫌泛滥,均无法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相提并论。清代学术有两个特点最宜注意。第一,“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清代并非“理学之衰世”。第二,清代理学“无主峰可指,难寻其脉络筋节”。故仍主张用学案体。他的《清儒学案》即围绕64位案主,分四阶段述一代理学之演进。第一阶段晚明诸遗老之精深笃实,远迈宋明;第二阶段顺康雍时理学成为压束社会之利器;第三阶段乾嘉诸儒沉浸经籍,“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与晚明诸遗老异曲同工;第四阶段为晚清70年,道成同光四朝,理学俨若复兴,然而,倏尔之间便成陈迹,其成就尚不及顺康雍时期,问题之症结乃在不能因应世变,转而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