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布局的魅力——《金瓶梅》的居所安排解读

《金瓶梅》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者以西门府为主要场所,描绘了一副明末家庭生活画卷。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居所安排是作者敷衍情节、塑造人物的典型环境,在《金瓶梅》中,居所安排不仅作为典型环境,还作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技巧,对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刻画、表现主旨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这种技巧进一步应用到《金瓶梅》以后的小说中,更趋成熟。     

太原罗贯中与东平罗贯中为同一人考论

山东"东原"这一名词在历史上是经常使用的,这就驳斥了有些人的"东原"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观点。《水浒传》中的"东平"府里的"董平"是罗贯中特意设定的一个人物,影射了罗贯中。从"太原郭茂倩是东平人"的类比中,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罗贯中的祖籍为太原,出生在东平,反之亦然。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析

《水浒传》容与堂本第六十九回写史进被陷东平府,这个情节不尽保理.从军事上说,不需要史进进城作细作来显应外合攻打东平府;从创作来说,既没有描绘出东平特色,也不尽符合史进性格.     

《金瓶梅》最早付刻人浅探——兼与张远芬同志商榷

一、也从《野获编》谈起《万历野获编》第二十五卷中关于《金瓶梅》的珍贵资料,历来为《金瓶梅》研究者十分重视,这是因为编者沈德符是《金瓶梅》问世前少数读者之一,且有《金瓶梅》传抄本,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其可信程度远比后人捕风捉影要可靠得多。可是张远芬同志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见该学报1980年4期《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中,对沈德符的     

浩气恸天的悲悯情怀——浅评李存葆《永难凋谢的罂粟花》

《永难凋谢的罂粟花》是李存葆文化大散文中的精品篇目。该文以《金瓶梅》为主题,阐释了《金瓶梅》既是一株媚中含毒永难凋谢的罂粟花,也是一朵伴随着人类走向永恒的“警世之蕾”。这篇散文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对《金瓶梅》的思想性、艺术性、历史价值最精彩、精当、精确的文学诠释。     

浅谈《红楼梦》与《金瓶梅》情节设置的相关性

同为“世情小说”，《金瓶梅》是肇始，《红楼梦》是以《金瓶梅》为起点发展起来的高峰。《金瓶梅》以描写西门庆家庭的兴衰历程为主线，把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并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穿插一些重大事件的描述，从而使故事情节显现出波澜迭宕的艺术效果。《红楼梦》明显地师承《金瓶梅》的这一特点，沿着《金瓶梅》所开拓的路子继续前进并且取得创造性的成就。     

影印《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缘起

<正>现存世的《金瓶梅》版本有三个系统，即，一、刊刻于明万历年间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系统，这是《金瓶梅》最早的刻本；二、刊刻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或《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三、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本。这是清代乃至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刊刻最多的版本。     

荡妇春梅的发迹与忠义效应的失落

欣欣子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关系世道风化”之作。它的创作旨意“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说理戒世,以达到拯救“时俗”的目的。(《<金瓶梅>词话序》)但从《金瓶梅》的后半部来看。作者以春梅为主体,主要描写了西门庆与周秀两种不同之家的衰落过程。特别是济南府守备周秀之家的衰落,令人生疑。作者为什么要让“抗金卫国”的忠良将周秀与市井荡妇庞春梅巧结姻缘,并     

《金瓶梅》作者的家乡酒

有关《金瓶梅》中酒描写的争议,已成为“金学”研究中一桩不小的公案。但以往的论者大多着眼于“金华酒”,而出现在《金瓶梅》中的其他多种酒则鲜见论及。本文通过对《金瓶梅》中大量出现的绍兴酒的考量,得出如下结论一、《金瓶梅》的作者确实是以既有的生活视野为基础从事创作的,但却故意将家乡的地名回避了;二、这一做法正符合作者隐姓埋名遁迹于世的心理需求     

有益的借鉴 深远的影响——《醒世姻缘传》创作初探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写实小说,也是一部成功的讽刺文学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它是继《金瓶梅》之后,以婚姻家庭问题为中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巨著。鲁迅说它较之《平山冷燕》之流,“盖诚乎其杰出者也”（《致钱玄同信》）它的成功与《金瓶梅》《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作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它的发展又影响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醒世姻缘传》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受到了《金瓶梅》直接影响。在《金瓶梅》问世之前,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金瓶梅》问世以后,才使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跨进到现实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来。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题材方面的一个大变革。《醒世姻缘传》继承了《金瓶梅》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继《金瓶梅》之后,第二部以现实社会和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金瓶梅》与《水浒传》重迭部分的比较研究

明人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据目前发现的史料考知,他第一个指明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因承关系。《金瓶梅》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线索,因此它抄引了《水浒传》中的许多文字,这就构成了两书的重选部分。在两书的重迭部分中,《金瓶梅》在抄引时作了许多改动,同时又增写了许多文字,这就出现了两书的同中之异。这是研究《金瓶梅》成书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国内的研究者还无人涉足。笔者在此仅作初步的探索。明代嘉靖年间,《水浒传》已有多种刻本传世。《金瓶梅》成书在隆庆朝前后,它     

《金瓶梅》的多元世界

在明代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金瓶梅》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这除了作品主题、题材、人物以及其他一些不同之处外,《金瓶梅》大量的性描写是它与其他三部作品特别显著的不同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不是个别的故事情节点染,而是小说故事情节总体结构的需要,是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必不可缺的环节和因素。如若抽去性描写,《金瓶梅》就会变成另外一副面目。性描写是《金瓶梅》的重要标志之一,     

《金瓶梅》疑难词语试释

小引《金瓶梅词话》虽然是一部自话长篇小说,但是读懂读通并不容易。香港学者马力先生在《评梅节点校本<金瓶梅词话>》中说到:“大陆研究《金瓶梅》的学者王汝梅也承认,《金瓶梅词话》‘有很多句子、词语尚读不懂、读不通’。”(《明报月刊》1988年3月号)他引述的这句话是我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说的。我深感读《金瓶梅》之难。概言之,读《金瓶梅》之难有三:     

为《金瓶梅》作者画句点

《金瓶梅》作者是屠隆,此观点最先由上海复旦大学黄霖教授提出。笔者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本文详尽考证了屠隆生平、罢官原因,并根据屠氏宗谱以及屠隆著作资料,分析论证了《金瓶梅》前期抄本原稿确系屠隆所作,屠本畯应是《金瓶梅》改写本的参与者。     

《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

《金瓶梅》作者是徐渭,徐渭志在《春秋》,他所写的《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是以春秋笔法塑造的艺术精品。     

对《金瓶梅俚俗难词解》一书的拾遗补缺

《金瓶梅》这部奇书,问世近四百年来,它的作者是谁一直是个谜。但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这就为研究作者打开了一条道路。张惠英先生的《金瓶梅俚俗难词解》就是研究《金瓶梅》方言俚语的专著。本文就是依据《金瓶梅俚俗难词解》中对一些词语的解释做某些拾遗补缺的。     

《海上花列传》的叙事艺术——与《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的比较

试图以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理论为参照,以《金瓶梅》、《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些第一流的明清章回小说作为参考比较的对象,从叙事学角度探析《海上花列传》叙事艺术的特殊性。《海上花列传》对叙事结构的选择,显性层面上是对《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优秀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隐性层面上,则反映出作者对海上花国这一主题的世界观层次的理解。     

从“逼上梁山”看《金瓶梅》——试论《金瓶梅》与《水浒传》的主题关联

在主题方面，《金瓶梅》与《水浒传》关系十分密切，离开《水浒传》，就很难全面、深入地理解《金瓶梅》的主题思想。《水浒传》真实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的冲突形式：“官逼”与“民反”。以蔡京、高俅为代表的封建黑暗势力的恶行是作为梁山英雄人物的生活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没能深入细致地刻画统治阶级各种人物荒诞腐朽的生活内幕和卑鄙恶浊的内心世界，这便由后来的《金瓶梅》来完成了。《金瓶梅》的故事，是由《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衍演而成。以西门庆一家发迹、兴盛到衰败为主线，写出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黑暗腐败与荒淫无耻。作为《水浒传》副线的“官逼”成了《金瓶梅》作者调动各方面艺术手法来着力描写的主线。当然，《水浒传》中体现“民反”意向的事件、人物、情节在《金瓶梅》中也得到了一定反映。因此，不可简单地把《金瓶梅》的思想内容说成“昏暗一团”，把《金瓶梅》作者的思想说成“绝望”。而“民反”一条暗线的被忽视，可能与其“崇祯本”对“词话本”的删改有关     

陈独秀论《金瓶梅》

本文阐述了陈独秀在对《金瓶梅》的评价中所透发出的总体文化建设的眼光和历史的局限，又通过对陈独秀、钱．玄同在《金瓶梅》中的异同比较，充分肯定了这种讨论的意义与影响。本文强调指出：不论陈独秀与钱玄同、胡适等在评论《金瓶梅》时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分歧，他们以白话小说为教本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于陈独秀有关《金瓶梅》的评论，只有放在这一宏观文化背景下考察方能获得清晰的认识。     

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谈我们应该注意考证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袁中郎集》载有这位明代公安派诗人给当时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一封信:《金瓶梅》由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得示.这封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时《金瓶梅》还仅以抄本形式流传.中郎在其他地方也曾极赞《金瓶梅》,但从此信看,他对这本书的来源、作者情况,实在知道得很少.后来,袁中郎又将抄本借给谢肇淛,《袁中郎集》有他向谢追索是书的信:"《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