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金字塔结构、产品竞争市场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2009²012年深市667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金字塔结构掏空理论,结果发现:民营金字塔结构中,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民营金字塔结构中关于创新投入出现一般掏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实证结果还表明,民营金字塔两权分离度与产品市场竞争共同交互影响企业创新投资,高两权分离度下较高创新投资不如低分离度下创新投资对业绩影响正向作用大,说明两权分离度较高时创新投资存在一些低效率投资。     

金字塔控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究了金字塔控制结构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使用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估计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现金流权越高,终极控制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机越强,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越大;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小,终极控制股东越倾向获取现金流权收益,对管理层的监督也越强,增大了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研究证明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改变终极控制股东的监督动机,从而影响管理层持股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推行必须与严格的监管相结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正向激励效应,降低其负向影响.     

金字塔结构下多个控制性大股东的制衡效应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下存在多个大股东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权力的影响，考察了当多个控制性大股东股权性质不同时，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差异。本文发现多个大股东与最终控制人之间既存在监督效应，也存在合谋效应。当其他多个控制性大股东性质不同时，对终极控制人的监督动机超过了合谋动机，从而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实际控制人成长环境与企业创新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籍贯地发展水平视角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成长环境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籍贯地越发达，企业研发投入参与没有明显差异，但创新绩效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相对控股的企业来说，若实际控制人绝对控股，籍贯地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实际控制人担任CEO时，这种效应也更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家成长环境经济后果及企业创新研究领域的文献，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5年沪深上市为样本公司,探讨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引入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内部控制在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实证检验发现:研发投入虽然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1期才开始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能够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投入当期以及投入1期中分别起到了"雪中送炭"以及"锦上添花"的作用,即内控有效性削弱了对研发投入当期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强化了对研发投入1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地方国有公司过度投资

以2005~2008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视角出发,研究地方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时,其持有的现金流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所内涵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只有当地方政府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大时,现金流权的"激励效应"才会显现,能够抑制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当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小时,不足以发挥激励作用。(2)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表现出"堑壕效应",但是当地方政府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大时,以过度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加大,这种"堑壕效应"会有所收敛。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转轨经济时期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丰富了关于政府控制下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实证文献。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0—2015年沪深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均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当二者同时存在时,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相互促进,且政府补贴的促进效果要优于研发投入;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

现有文献缺乏国家研发财税政策在企业层面上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4年北京市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产生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其中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为国家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绩效：异质性与时滞性视角

   政府补贴是国家引导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时滞性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企业产权异质以及地域特征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vs.非东部沿海地区）和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且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递。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为新能源企业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调整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建议。     

实际控制人成长环境与企业创新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籍贯地发展水平视角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成长环境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籍贯地越发达,企业研发投入参与没有明显差异,但创新绩效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相对控股的企业来说,若实际控制人绝对控股,籍贯地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实际控制人担任CEO时,这种效应也更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家成长环境经济后果及企业创新研究领域的文献,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以沪深两市2004~2007年9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激励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中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现金流权比例以及两者的分离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偏离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和持有公司股份董事人数、董事会执行强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现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但高级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非线性的三次曲线关系。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企业R&D投资

选取我国148家上市公司2004—2006年数据,从终极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层面,检验了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研究表明,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企业RD投资显著负相关;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仅存在于高科技企业中,对非高科技业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高科技企业中降低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有利于增加企业RD投资。     

涉农企业终极控制人特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17年我国上市涉农企业为样本,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回归分析计量模型,通过产权性质、所有权、控制权及两权分离度指标的设置,并以涉农上市企业终极人为研究主体,研究涉农企业终极控制人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中非国有性质和所有权对技术创新活动具有促进的正相关关系;控制权和两权分离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呈负相关关系。由此认为政府应加大对涉农非国有企业的扶植和政策倾斜,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健全法律及监督措施,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为涉农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顺利开展营造有利氛围。     

Family firms and R&D behavior – New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founders and their families influence R&D intensity. Information on R&D comes from a large-scale, bi-annual survey among listed German firms. We find that R&D intensity is higher in firms that are actively managed by the family. The impact of family control (via voting rights) is negative, but mostly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is negative family control effect is in line with hitherto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amily management is surprising. Indeed, this positive effect disappears if we follow previous research and use R&D information from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show that this puzzling result is related to corporate opacity. Opaque family managed firms report too conservative R&D expenditures, especially if they face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is leads to an under-estimation of R&D intensity in these firms if accounting figures are used.     

公司规模、研发投入、影响因子——2010-2014年创业板的证据

创业板公司的研发投入对于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0-2014年77家创业板公司年报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研发投入呈现“U”型关系,公司规模存在三个门限值,分别为1.027、0.468、0.068;高官工资与研发投入呈现倒“U”型关系;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程度、公司税负均与研发投入负相关;董事会规模、公司总资产增长率、经济景气指数均研发投入正相关;上一期研发投入与本期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持续性特征。     

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并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源泉，但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常常借助政治关联而非技术创新来开拓市场。在制度基础观的分析框架下，本文以2009-2016期间在深圳、香港和美国创业板市场上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混合截面层次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境外上市、中央强力反腐败斗争和行业管理决断权的调节作用。本文结果显示：（1）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相比境外上市企业，境内上市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3）当企业所在的行业管理决断权较高时，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4）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中央开展大力反腐败斗争后，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明显增强。研究结论拓展了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制度基础观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具备重要的实践意义。     

融资依赖、IPO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投资

   以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前后3年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IPO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和不同融资依赖企业IPO创新影响的差异及其原因。实证结果表明：IPO后企业创新投资显著下降,且外部融资依赖企业IPO后创新投资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内部融资依赖企业,因为外部融资依赖企业风险投资参与比例和持股比例较高,IPO后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负影响显著,体现了IPO后企业高管和投资者在市场短期盈利压力的“短视”行为。这为科创板市场弱化短期盈利的监管以强化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显著负相关；但是，在分类检验中表现有所不同，高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提高，而在低成长企业中没有发现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的证据。结果支持了负债代理成本理论．尤其为负债融资对高成长企业的投资不足影响提供了有力证据。     

不对称股权结构、法律保护与薪酬绩效敏感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2～200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最终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能够起到促进公司经理人薪酬—绩效敏感性的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现金流权对公司经理薪酬—财务绩效的影响较大;而民营上市公司中,现金流权对于公司经理薪酬—市场绩效的影响更大。此外,投资者法律保护和公司绩效交互项变量对于经理人薪酬影响是正向的,但不显著,这说明投资者法律保护对于促进经理人薪酬—绩效激励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     

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基于2011—2015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运用STATA 14.0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实证分析资本结构、企业规模、股权结构、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知识产出等因素对医药上市公司研发资金投入强度的影响,为提升医药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水平提供参考。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股权结构中股权制衡度、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知识产出均与医药上市公司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中股权集中度均与医药上市公司研发资金投入强度无显著相关关系。通过适当的扩大企业规模、增加研发人员投入、完善专利保护制度,促进研发成果高效率转化、合理分配股权结构等手段提高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研发资金投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