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先进性与“穷人经济学”

温家宝总理提醒我们的新闻记要懂一点“穷人经济学”。新一届中央领导将“穷人经济学”纳入科学发展观，引为“执政为民”的新理念，这对我们新闻传媒保持清醒头脑，正确深入地研究和处理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纠正和弥补新闻传媒在“舆论为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偏差和缺失，很有现实意义。     

媒体的先进性与“穷人经济学”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1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醒我们的新闻记者要懂一点“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经济学”是由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舒尔茨曾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 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     

媒体在事故报道中的责任——兼论社会执行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安全事故经常震惊全国，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随后媒体跟进，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最终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查处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尤其是安全事故即将或者还没有浮出水面的时候，媒体和政府的态度、行动状况，使我们经济学研究者兴趣大增，更让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于是本着一种探究事件本源的态度，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探析安全事故事件利益攸关方的关联性，以及在此攸关关头凸显的对社会危害性和有关理论的缺陷。[第一段]     

怎样做好广播媒体的重大采访报道?

相对于传统报纸、电视媒体以及新兴的网络媒体,广播媒体组织重大新闻采访活动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它没有像报纸那样深入采访、深入分析,形成对新闻事件的深入报道;也不像电视那样,有让人一目了然的视频和有冲击力的画面,更没有网络媒体的优势,设置一个"专栏"窗口,将新闻采访的内容分类、分标题、分内容放在网站上,此外,各类与此有关的新闻事件和网友的评论都可以放在该窗口上,不仅具有     

媒体的“评论时代”

主持人的话:媒体言论化或评论化的趋势,在我国新闻业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显现和认同.深度报道和言论,作为新闻事件报道之外的第二落点和第三落点,已逐渐成为各媒体竞争的新焦点.     

经济学家的非经济学争议

近年来在报刊上很容易看到"备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这样的标题.争议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议,也就是学术上的争议;二是经济学家和公众之间的争议,多发生在大众媒体上.近年来的争议主要是后者,这使得一些被称为"精英"的经济学家非常沮丧,可以想象他们那种对牛弹琴的心情.的确,这些争议不过是经济学界的"社会新闻",甚至是被"黄色小报化"的争吵.     

从结构性矛盾到制度化风险——对"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的媒体立场转变的考察

"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媒体和三鹿公司之间经历了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戏剧性变化.媒体在与政府、广告商以及受众的多维关系中多次转移结盟关系:媒体的新闻生产采用了"关键时刻政治正确性优先"、"参与利益锁链中的危机公关"、"民粹主义话语"及"自我批评式的反身性"等多种生存性策略."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媒体报道,表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传播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已经转化成制度性风险,中国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只关心自身经济安全而缺乏专业主义价值担当的怪胎式利益团体.     

播电视记者如何做好主流媒体采编工作———“陈永洲事件”引起的思考简

2012年9月26日到2013年6月1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无视新闻工作最基本的要求,把记者工作当作捞取私利的手段,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数干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发表10篇有关中联重科“利润虚增”、“利益输送”、“畸形营销”及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评性的虚假报道,致使中联重科声誉严重受损。2013年10月19日,陈永洲因涉嫌损害企业商誉的罪名被长沙市公安局拘留。“陈永洲”事件不仅导致广大股民损失惨重,而且造成了媒体社会公信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