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市长奖记者想到的

2001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燕赵都市报》一位记者到邯郸旅游。没想到,她向往中的邯郸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并没有给她的旅行带来欢乐,反而增添了几多遗憾。10月6日,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写了《邯郸故事多讲好不容易》和《邯郸旅游中的不和谐音符》两篇批评报道。这两篇报道引起了邯郸市市长宋恩华的重视。在10月11日召开的全市旅游工作会议上,宋恩华拿出这张《燕赵都市报》对大家说:“这两篇报道对     

今生今世不团圆

看过《小团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重看“张爱玲年表”。1948直至1954,一片空白,她没有发表任何一篇作品;下一个空白,是1955到1958;然后三年两载,偶尔一篇半篇……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将自此萎谢了”——为失爱而放弃写作。直到《小团圆》的问世,我明白了：战后,没人肯发表她的作品了。     

再谈“两种编辑”——兼谈《辞海》对"编辑"的最新解释

1997年我写过一篇短文《也谈“两种编辑”》，就编辑学研究中的“两种编辑”观点谈了些粗浅意见；相对于所涉问题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拙文所谈疏漏是颇多的。随着有关研究的继续进展，以及重要工具书《辞海》“编辑”条1999年版的最新修改，拙文就更是相形见绌了。为此写了这篇“再谈”，续抒管见，希望能有助于进一步共同探讨“两种编辑”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嫁”给科技的记者——记新华社记者姜敏

初见姜敏,正是春天。短短的头发在她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的言语中飘动,那张“忧思型”的瘦小脸庞也渐渐红泛起来。听人说,身高1.65米的她体重才45公斤多一点,可平均每年采写的科技稿件竟达100多篇。轰动全国的《“星期日工程师”之死引起的风波》;令人叫绝的《三个神奇的“中国人”》;贴近生活的《科学技术与你、我、他》……这一篇篇为“第一生产力”摇旗     

被展示的“李湘婚嫁”——一个“媒体事件”报道的脚本生产解读

2006年11月22日,主持人李湘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或者回应,或者自白》的文章,正式承认她与珠宝商李厚霖离婚。这篇博客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被媒体持续关注了将近两年的“李湘婚嫁事件”的又一个高潮。     

不能凭想象改稿

我采写了一篇题为《市文化局干部何芒捐献万元巨款,资助兴建聋哑学校》的新闻稿件,经某电台播出后,我心里却象吃了酸果不是滋味。播出稿把“干部何芒”改为“离休干部何芒”,这是编辑失误。事实上,何芒虽然退居二线,但并没有离休.原稿有这样一句话:“1984年秋,她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编辑同志很可能是根据这句话,没有作认真分析,把“退居二线”与“离休”划成了等号。鲁迅在谈到修改自己的文章时说过,“写完后至少看两遍”.自己的文章经过反复斟酌才写出的,尚且要“至少看两遍”;编     

稿件失实与编辑责任

倪缉熙在来稿《稿件失实与编辑责任》一文中说,看了本文标题,有人就会不以为然:“稿件都是记者或通讯员写的,编辑只是修改润色而已,会有什么责任呢?”其实正是编辑在修改润色的过程,使某些本来不失实的稿件失实了。出现上述情况,大约有两种原因,一是编辑烂开“补药”画蛇添足;二是编辑错给“泻药”致稿伤残。举例说明: 例一,1980年7月,笔者写了一篇《农垦二团     

国外名刊点击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ＣＪＲ） 在９月至１０月这期中,发表了几篇在新闻界作的律师所撰写的文章,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及感受。一篇题为《寻求说“是”的途径》,作者是《洛杉矶时报》的律师杰弗雷·克雷。他担任这项工作已有四年了,工作的职责主要是帮助记者们了解美国“第一修正案”的作用,告诉他们怎样聘用律师来打官司。 还有一篇是伊夫·伯顿写的《一个新闻编辑室律师的生活：热情和防范》。文章讲述了她自 １９９５年为《纽约每日新闻》工作以来所处理过的２０多件新闻官司 的情况,诉说了她在工作中的甜 酸苦辣。 另一篇是明…     

被展示的"李湘婚嫁"——一个"媒介事件"报道的脚本生产解读

2006年11月22日,主持人李湘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或者回应,或者自白》的文章,正式承认她与珠宝商李厚霖离婚。这篇博客顿时“一石激起千重浪”,掀起了被媒体持续关注了将近两年的“李湘婚嫁事件”的又一个高潮。自从04年底、05年初,李湘和李厚霖恋爱、结婚以来,“二李”婚姻被各类媒体不断     

想起邓颖超老人审稿

《今传媒》杂志今年第4期刊载的《新闻应少说“过头话”》一文,提出媒体应少出现和不出现“过头话”等浮夸现象。对此问题,我想联系邓颖超老人一次审稿的做法谈点感想。1976年底,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社将3篇悼念文章送邓颖超老人审阅。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老人给人民日报社机要秘书室打电话,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她对三篇送审稿的意见,要求对原稿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改。接电话的温宪对此作了详细记录。邓颖超老人指出三篇送审稿中共有六处不实之处,其中四处是:讲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廖中恺之女廖梦醒…     

也是顾此失彼

去年12月24日的《光明日报》,在“语言文字”专栏刊登一则题为《顾此失彼一例》的短文,指出“她绣出的花布既快又好,从未退过货”一语,有主谓搭配不当的毛病。文章分析说,复句中第一个分句的主语是“花布”,谓语是联合词组“既快又好”,说绣出的花布“好”可以,“快”则不通。这分析是无懈可击的。但文中提出将这个句子修改为:“她绣花布绣得既快又好,从未退过货。”却又出现了新的语病。修改后的复句,主语显然是“她”,谓语是动词“绣”,宾语是名词“花布”,“绣得既快又好”可看作补语。后一个分句的主语显系承前省略了,当然也是“她”,这样就成了     

毛主席修改标题的启示

1948年,华北解放区召开了一次中等教育会议。9月14日,由新华社发了一则新闻和一篇社论。这两篇稿子的标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新闻的原标题为:《华北召开中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同志修改为《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决定改善中等教育诸项制度》,并且批了这样一句话:“凡新闻标题,必须有内容。原题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毛。”社论的原题为:《关于中等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将原题圈掉,自己拟了一个新的标题:《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     

谢谢,“老派出版家”

一门心思以出版好书为目的和一门心思以增加利润为目的,这两种出版思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决不可能平起平坐。 《文汇读书周报》的《海外书情》版一篇介绍英国《不许删除》一书的短文,把“专心于出版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书”,“视发现和推出文学天才为自己的天职”的出版家,称为“老派出版家”。“老派出版家”的工作使读者放心,作者满意。可惜,“世道慢慢变了”,“新老板……提出的市场需求却是对她(指‘老派出版家’)完全陌生的。她只好想方设法出些畅销书来弥补一下她真正喜爱的文学作品”。然而,“世道”无情,“新老板最后还是容忍不了她的做法,先是派了管理人员进来,后来索性换人了”。     

为了天生的浪漫主义者──读《娃娃歌谣》

《娃娃歌谣》,分《动物篇》、《植物篇》、《物品篇》、《自然篇》,共四册。当我把这四本印制精美的书带到家里的时候,我读小学二年级的孙女就立即念起来,念得喜上眉梢,有时还手舞足蹈,并连连喊我：“爷爷,爷爷！我该给您听！”显然,她是喜爱这《娃娃歌谣》的。 晚上,     

用新闻事实印证创新理论——《四个老兵的心里话》与《中国硅谷:“劳动和劳动价值”有新说》采访记

《四个老兵的心里话》与《中国硅谷：“劳动和劳动价值”有新说》两篇记者调查，在《解放军报》和《中国国防报》刊发后，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受到从总部到基层的普遍好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分别摘播报纸或刊发消息，称“这是深入学习‘七一’讲话、进一步统一思想的好教材”，是“一篇难得的好报道”，是“深化《讲话》的一次成功的新闻实践”，是“用新闻手段宣传《讲话》精神的一个贡献。”作为这两篇调查的作者，重读两篇作品，回顾采写过程，感到一个最深切的体会是：用新闻手段宣传重大…     

本期导读

看了最近几期改版后的《大观周刊》。—个个“大观点”的提出。一篇篇精彩文章的出炉，我看到了她成长的脚步。祝愿她的未来更加美好!     

新闻知识卡片

类别：写作态度编号──坚持“两确”陕西《当代青年》杂志社的编辑曾问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有人讲，传记文学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您是怎样认为的？”叶永烈回答说：《三国演义》也许是七真三假，但我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是100％的真实。我写文章坚持“两确”：史实准确，立论准确。事实是最高的法庭。历史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比如我写《江音传》时，遇到她的生辰问题。她讲1914年出生，但许多人认为是1912年。我查阅许多报纸，发现1935年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一篇《蓝革访问记入其中采访者问“篮小姐，你芳龄几何？”蓝苹答道：“本来…     

浅析柏生“专访””的特色

在当今我国新闻媒介上,“专访”作品已成为新闻报道常见的、为广大受众所欢迎的体裁之一。著名女记者——柏生则是“专访”的开拓者。 柏生姓陈。 1949年5月17日(北平刚和平解放不久,新中国还未诞生前),柏生的首篇新闻专访《北平房屋问题条文公布后叶剑英市长发表谈话》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直至1993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她采写的最后一篇专访《前沿上的陈氏‘莫比乌斯作坊’》,在45年间先后采写、发表的新闻“专访”达300余篇。     

缘与愿

我与《视听界》有缘,而且是不解之缘。她幼年时,我便是热诚的读者,也投过几篇拙稿。稍后,得知她的名字与白居易的诗句“不穷视听界,焉识宇宙广”有所巧合,我在友人的鼓励之下,找出了白老夫子那首《登香炉峰顶》原诗,试写了一篇诠释     

今天·昨天·明天──新闻和新闻的背景材料

读《羊城晚报》，偶然发现这张报纸上有这样两个小小的栏目：《故事新篇》和《旧文新读》。在今年3月30日二版的这两个小栏目里，发表了这样两篇文章：一篇是《1958，“高产卫星”神话──闻名全国的天津新立村水稻亩产12．5万斤的惊人纪录，是这样“凑”出来的》；另一篇是《关于“放卫星”》。前者，是一篇记叙当年新立村党支部书记孟繁兴对“放卫星”那段历史的追忆；后者是从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搞出的一段有关“放卫星”这一时髦用语和浮夸风形成的来龙去脉的叙述。我饶有兴趣地读着这两篇不长的文章，思绪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