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280窟菩萨乘象图和比丘诵经图的再解读

隋代第280窟建于隋代晚期,本文对该窟比丘诵经图、菩萨乘象图、涅槃图进行了考察,提出比丘诵经图可能表示《法华经》中的妙光法师说法,菩萨乘象图则表示普贤菩萨守护《法华经》信仰者,而涅槃图则表示《法华经》为佛临涅槃时所说。这些壁画题材是研究法华信仰的重要资料。     

天台宗与"舍报"问题

佛教高僧在道业圆满后，有的采取烈火焚身，以求尽快解脱，这就是所谓舍报。舍报这一宗教行为，从源头上看，是受耆那教的影响；从佛教的经典上看，与《法华经》有关，属《法华经》的早期信仰形态；从中国佛教的宗派看，与天台宗有关，这与天台宗依《法华经》立宗是分不开的。     

慧思大师的《法华》观

南岳慧思大师于《法华经》,具深信,发妙解,能实修,得证入,对天台智者影响非常大,后世尊之为天台宗先驱。他虽然对多部大乘经典都非常精通,但独对《法华经》具有终极、究竟的信心,而且还具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形成了非常高妙的见解。他以能入甚深禅定著称于世,尤以据《法华经》而修《法华经安乐行义》著名。他艰苦修行,得证法华三昧,临欲入灭之时,自谓得六根清净,入铁轮王位,表明他一生都是依持《法华》而修行的。     

浅析湛然“无情有性”的佛性说

隋唐是佛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鼎盛阶段,佛性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湛然“无情有性”的佛性说是这个阶段佛性说的典型代表。湛然,生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死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常州荆溪(今江苏宜兴)人。俗姓戚。他是天台宗九祖,被尊称为“九祖荆溪尊者”,“妙乐大师”和“荆溪大师”。他一生以“复兴”天台宗为已任,努力从事佛教活动,至老不息。著作洋洋万言,主要有《法华玄义释签》、《止观辅行传弘决》、《法华文句记》、《维摩经疏记》、《维     

湛然对天台佛学思想的发展

天台宗从灌顶以后,一百多年间了无起色,仅仅守成而已。当时,禅宗、华严宗、唯识宗却名僧辈出,各阐宗风。天台的荆溪湛然,为了中兴天台宗,一面为智(山已页)的三大部作《记》、《释签》,一面写《金刚錍》、《法华五百问论》等,对华严宗、唯识宗展开批判。综观湛然的思想,可概括为:把《起性论》引入天台佛学;提倡“无情有性”的佛性论;改“性具恶”为“性用恶”;“法华超八”的判教思想等四方面。     

敦煌写本《法花行仪》与唐代法华思想

《法花行仪》是唐代《法华经》研究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著作。《法花行仪》讨论了"成为恶人的行为"与"成为善人的行为",尤其重视让人未来成为善人的"现在因"。可以说,它是以修行为核心理念的《法华经》解说书。慧沼在《法华玄赞义决》中将其视为重要著作。除了《法华玄赞义决》以外,看不到言及《法花行仪》的其他文献。这似乎说明《法华行仪》的流行是短暂的,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     

天台宗研究中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时下,在佛学界有不少人重犯着三个错误认为立"天台宗"乃是智(岂页)所为;"五时八教"也是智(岂页)提出来的;把<法华经>思想简单地等同于天台宗思想.史料充分说明立"天台宗"法统始于湛然,成于五代吴越王;提出"五时八教"的,也是湛然;只有站在天台宗的立场上理解<法华经>,才能使两者达到一致.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法华信仰

吐蕃统治时期(781—848),法华信仰在敦煌仍旧流行。除了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吐蕃时期的《法华经》写卷外,敦煌石窟还保存了这一时期的六铺法华经变,莫高窟第361窟还出现了莲花塔式的多宝塔。这些都说明,中唐时期敦煌的法华信仰非常流行。此时的法华信仰,除了延续盛唐时期的功能之外,还增添了密教色彩,展现出法华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唐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法华资料的梳理,总结出法华信仰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特点。     

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摘要)

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始于隋,盛于唐,终于西夏,共计97幅(莫高窟92,榆林窟3,五个庙2)。所据译本有:刘宋沮渠京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西晋竺法护《弥勒下生经》,姚秦鸠摩罗什《弥勒下生成佛经》和《弥勒大成佛经》,唐义净《弥勒下生成佛经》。上生经讲述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为天人说法。敦煌以单幅形式始绘于隋窟人字披或平顶。中央绘弥勒菩萨坐兜率天大殿,两侧层楼,楼中有伎乐。弥勒及楼侧画天人和听法菩萨。构图简单。     

佛名与忏仪——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中心

6世纪中国佛教忏仪流行甚广,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代表的造像碑就是最好的例证。考察发现,二碑所刻佛名分别来自《金光明经》、《法华经》和《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此文在铭文考释的基础上探讨了佛名与忏仪的关系。     

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考释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收录的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是一份初唐时期的写本文献,其中有关于《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成立问题的重要记录.经过考证,该文献内容存在几处重要错误:记载的鸠摩罗什译经时间有误,记载的鸠摩罗什译经地点有误,将《观世音忏悔咒》与《提婆这多品》的情况混淆.因此,这份唐代写本文献并不能作为考证《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成立问题的可靠依据.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经变新解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南壁一直被认为是《法华经变》的图像进行重新辨认,找出其佛经依据,并提出整个南壁内容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新解释。     

关于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思考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的壁画,以前考证为法华经变,近年日本学者下野玲子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比对这幅壁画,推翻了以前的法华经变的结论。但下野的考证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在检讨了诸多问题之后,认为这铺壁画既不是法华经变,也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壁画的主题仍须进一步探讨。     

中土新创普贤信仰文献叙录

普贤信仰在我国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于民间信仰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而有关普贤文献向无清理。将有关汉文普贤文献区分为普贤类注疏、普贤类文物（普贤变）、中土普贤经、普贤类灵验记、碑文和寺院志等其他普贤文献共5类,作详细解题,纠正历来著录之误、辨识之讹和定名之不妥;认为其中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乃纯粹中土所造,民间信仰色彩浓厚,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研究价值。     

汉译《法华经》陀罗尼译音所反映的韵母系统

利用汉译《法华经》三种不同时期的陀罗尼译音材料进行梵汉对勘,得出了三个时期大致的韵母系统,并得出了中古汉语语音的特点：1.重纽三四等韵有别,重纽三等韵对译顶音,可能有特殊的读音;2.二等韵和三等韵在对译上有相似之处,可能也有特殊的读音;3.《广韵》的一些韵,有合流的倾向;4.三等韵虽对译没有介音的梵音,但不表示其丢失i介音。     

回鹘文《大白莲社经》—叶残卷研究

写本为残卷。根据存有叶码的残叶来判断,它似为一多达四卷的佛经。在中国的这一叶属第三卷。根据写本的语言特点,该书成书或译成回鹘文在10—11世纪。但根据其字体和正字法特点,此写本则属于较后的13—14世纪。在某些叶的背面左方,用回鹘小字写有abitaki几卷几叶的字样。Abitaki应为汉文"阿弥陀经"的回鹘文拼音。经过与汉文《阿弥陀经》对照后,证明此书与《阿弥陀经》无关。而敦煌藏有回鹘文残片,左方除用回鹘文写有小字abitaki外,旁边尚用红墨写有五个汉字"大白莲社经",所以此书应为《大白莲社经》的回鹘文译本。     

乾隆皇帝《御制楞严经序》满、汉文本对勘及研究

乾隆皇帝及三世章嘉判定《首楞严经》并非伪经。乾隆皇帝选择《首楞严经》作一四体文的译制,有一种承自顺治、康熙、雍正各位此前清朝最高统治者对《首楞严经》关注及对其价值肯定的渊源。在乾隆翻译四体《首楞严经》前存有藏文本《首楞严经》,但散失不全。此外,《御制楞严经序》中所述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由汉文向其他语种转译,应当可信。     

论佛经对许地山文学创作艺术特征的影响

许地山一直生活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之中,自小就熟读佛教经典,并对佛经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因此佛教情缘便必然成为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创作情结,使得他的作品无不饱含着佛经的元素。佛经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很鲜明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佛经话语的直接引用或间接化用;二是佛经意象在作品中的大量出现;三是“生本不乐”、“顺其自然”、“普渡众生”等一些佛教义理在作品中的反复宣扬;四是佛经的变文和譬喻等文体形式的巧妙借鉴。佛经对许地山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征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文学创作思想和理论等方面。     

探析峨眉山万年寺普贤铜像的旅游价值

蛾眉山是我国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自古享有“普贤菩萨道场”和“银色世界”之誉。山上万年寺中的普贤铜像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铜佛像，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金属铸件之一，具有极其深厚的化内涵。但是长期以来，其在化旅游中的价值却未引起旅游界的充分重视和发掘。本分别从化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三个方面。分析了峨眉山万年寺普贤铜像在当今化旅游发展中隐藏的巨大潜力，以突出此尊铜像在峨眉山旅游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楞严经》对黄庭坚的影响

黄庭坚禅学修养深厚,禅门流行的经典《楞严经》对他的影响相当深刻。从其诗文可以看出黄庭坚对《楞严经》相当了解和熟悉。《楞严经》对黄庭坚的影响可以具体到生活态度、心性修养、艺术观等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