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取士的制度逻辑——以宋代乡试解额制度为例

教育资源如何分配,是教育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宋代的解额制度从无到有,从比例解额到定额取解,体现出科举制度保障取士质量与数量的"公平"诉求。在解额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解额成为有效的政治治理工具。科举制度自身"公平"性的增强,提升着这一政治治理工具的效力。     

浅析八股取士

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选拔人才的考核制度,科举制无疑发挥了其不可磨灭的作用。可是,当其演变为八股取士之后,它的消极作用也就不可避免地上升为主要矛盾,阻碍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对八股取士的探析将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元以曲取士“众家说考辨

明清以来,"元以曲取士"这种观点提出者不乏其人,对之进行逐层的考证与辨析.对臧懋循、沈德符、沈宠绥、吴梅村等人的断语结合提出者本人与元代的实际情况做客观的论说,从而挖掘更深层的文化意蕴.     

进士科考试内容历史演变之原因分析

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因具有不同性质特点和功能而受到各个历史朝代不同程度的重视。唐朝重视诗赋取士,宋代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并用,元明清则采用经义取士,进士科考试内容从诗赋取士走向经义取士的过程是考试的外部功能与考试自身发展规律协同作用的结果。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之再思考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另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发展起了消极影响；还有一些学者承认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有消极作用。本文认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概念的理解不一。本文在梳理了上述概念之后,认为“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是互为因果的,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唐初科举考试中“识文律”的评分标准促进了律诗的形成与定型,加速了有唐一代诗歌审美规范的转换；在后一阶段,则是唐诗的发展使“诗赋取士”成为定式,并最终形成后代无法企及的诗国高峰的到来。     

文化背景及取士制度视角下的科举制再审思

从儒家文化和取士制度两方面，分析了科举制在封建社会盛行一千多年的原因，以此来启示我们废除科举制关键是要消除其内在的文化驱动因素，而且应以更客观、更公正的态度对待科举制。     

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

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早在唐太宗时期已详细规定,此后唐朝历代帝王将其不断强化、细化.司法实践中少见该项制度的实施,表明其在实践中被搁置,基本成为具文.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立法技术较高,预防目的明显,但实践与制度背离.     

浅谈维新派与顽固派关于废除八股取士的争论

科举制发展到明清时期主要以八股取士为标准,日渐衰落。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与顽固派围绕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本文从双方争论的背景、过程及焦点等方面对此次争论进行分析论述。     

王安石和苏轼关于科举诗赋取士的争议及原因探究

北宋时期,围绕科举是否采用诗赋取士的问题,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贬诗赋人士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褒诗赋人士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个性特征。     

从取士到育才——癸卯学制的落实与社会人才基础的变革

以往对教育制度史的研究,相对更重视对制度进行文本解读,但考察制度运行的效力,更需要关注制度在实际执行层面上的影响。癸卯学制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切实推行的学校系统,其出台前后的制度设计和调整均显示出制订者对时局走向的判断。按照癸卯学制设计的各级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取士,改变了社会选用人才的标准。     

浅论古代取士制度对公文文风的影响

古代士大夫是封建国家处理政务的主体．公文史上的众多公文便出自他们之手．他们的学识素养、思想品德及才干影响着公文的写作。而古代士人走上仕途则需经过诸多的途径诸如征辟、举荐和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取士制度影响着士人的选拔,自然也就无法避免的影响着公文的写作。     

取士视角下中华经典诵读教育的古今省思

经典诵读教育与国家取士制度之间的联系密切且悠久，从取士视角对我国经典诵读教育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可为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的推进与落实提供有益参考。通过回溯《论语》中的孔门教诲，可以发现“成于乐”是孔子对经典诵读教育的初心。其后，伴随着历代取士制度更易，经典诵读教育整体上经历了“多样化”“制度化”和“转衰化”三个历史阶段的流变。立足新时代，总结回顾经典诵读教育的初衷与历程、经验与教训，有助于守正创新，促进中华经典诵读教育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刍议唐太宗“崇王”与唐初科举取士

王羲之书法作为两晋以降士族身份的象征之一，是以书法为纽带的唐太宗君臣追求个性解放的方法之一，并被太宗作为推行文治的一种手段加以提倡，使其得到了空前的推广和发扬。高宗至玄宗诸帝以此为契机，把书法发展为科举取士和官吏铨选的重要标准之一，使其从单纯的艺术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对唐代政治及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宋代八行取士

北宋末期,朝廷以"孝、友、睦、姻、任、恤、忠、和"八行取士,其来源于《周礼》的"六行、六德",崇尚伦理与德行。宋廷以此选才,也是"熙宁兴学"的一部分,州县、乡里、个人对此或有褒贬,或以进退。大观八行八刑之碑的刻立,既是一种宣示,也有垂远的目的。透视八行取士,实际上和宋廷的新旧党争、学术之争密切相关。     

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

北宋“取士不问家世”原则的确立,堪称我国封建选士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至此,魏晋隋唐“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的时代始告终结。可惜,人们至今没有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究其原因,大抵出于对它尚不甚理解。首先,压根怀疑它的存在:封建时代居然“取士不问家世”,岂非咄咄怪事?它的阶级实质当作何解释?退一步说,即令确信有其原则,问题照样一连串:要把原则变为现实,障碍理应不少,怎么可能排除?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又能够收到多少效果?这些,正是本文试图一一回答的问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郑观应育才取士思想评析

郑观应批判晚清科制以八股取士,导致士人习用脱节,认为此法非富国强民之正道。他从自身应考科举与考察西洋诸国教育经历出发,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现代学校与考试之制,培养与选拔实学实用人才,并由此提出一套具体的改良思想,包括废除时文、变更考试内容、特设西学专科、完善分级分类办学制度、扩充文武教学科目、强调教学循序而进。郑观应育才取士思想于清末产生积极影响,但并未意识到只重改良而不加革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科制固疾及其与学校间日益激烈的矛盾与冲突。     

取士:科举制度的观念基础

面向社会选取统治人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取士观念的形成得益于早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若干因素 ,随后成为支配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 ,并构成了各种形式取士制度如察举和科举的观念基础。取士的观念作为一种长时段观念 ,构成科举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章学诚的科举观刍议

章学诚认同科举取士,但对现实的功利科举有诸多不满,主要有三方面:应试之文无病呻吟,功利八股无补于世,八股文自身有严重弊端等。章氏指出其弊端,并积极寻求改革的措施,如提出"分科取士"等方法。     

“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

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