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推行“远东政策”的手段和策略

俄国在制定了向东扩张"远东政策"后,采取了种种手段和策略,把这个政策付诸实施。俄国的手段和策略,包括外交讹诈、金钱贿赂、武力侵略、收买胡匪,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俄国侵略者的阴险、狡诈、凶恶的嘴脸暴露无遗。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意欲攫取中国东北,作为自己的领土。俄国此举背弃了"门户开放"所规定的"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原则,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反对。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在对日作战中遭到失败,"远东政策"宣告破产。     

“多余人”与现代性

"多余人"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但这一文学现象形成的背后则与俄国现代性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俄国早期社会转型孕育了"多余人"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多余人"反过来也充当了早期社会转型的现代性隐喻。二者相辅相成,使得"多余人"具有不同以往的全新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而经由俄国"多余人"现象引发的有关现代性主体的思考对当前中国也大有裨益。     

俄国的狡诈和清廷的愚昧——以中东铁路“南线”“北线”之争为视角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俄国以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向清政府提出一个把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的"借地筑路"计划。俄国向清政府提交路线方案后,又出尔反尔地决定将铁路线南移,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接近清政府的统治中心,便于以后对华侵略。但是,在清政府已经同意俄国要求的情况下,俄国由于取得了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便又主动放弃了新的"南线"方案。在这个交涉过程中,俄国的阴险和狡诈,清政府的腐败和愚昧,均暴露无遗。     

沙俄侵占旅顺和大连的策略

俄国在中国"借地筑路"的计划实现后,仍不满足,希望在远东地区获得一个不冻港,以便随时寻找机会侵华,实现其"远东政策"。当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立即采取行动,采用武装占领、外交讹诈、金钱贿赂的方式,攫取了旅顺和大连。俄国的行动引发了列强瓜分清政府的危机,清政府的"联俄"外交完全失败。     

东北亚政治格局与晚清外交政策的演变

清政府统治晚期,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外交政策发生了多次变化。由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主导下的晚清政府,最初采取的是"联东制西"的外交政策。但是,随着日本的崛起,侵华野心很快暴露出来,李鸿章便放弃了"联日"的想法,改为"联俄制日"的策略。清政府允许俄国"借地"修筑中东铁路,俄国侵略势力趁机渗透中国东北。由于俄国为首的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高层人士终于从"联俄"梦中清醒过来。直至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清政府的决策层认为美国才是值得信赖的国家,于是采取了对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联美英制俄日"外交政策。     

从“中东铁路”的修筑看沙俄对华外交谈判的策略

中东铁路是中、日、俄三国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对中国来说,修路的本意是联合俄国抵制日本的侵略。然而,这条铁路不但没有起到抵御日本侵略的作用,反而给俄国侵华提供了便利。在中东铁路的谈判过程中,俄国政府为了迫使清政府上钩,使尽了狡猾奸诈之手段。对清政府来说,中东铁路的修筑是"联俄"政策的重大失误。李鸿章等高层决策者没有认清俄国人的邪恶本质,导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应该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18—19世纪清人眼里的俄国气候和俄罗斯人衣食住行

中国清朝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交往是中俄关系史上的开始时期,也是中国人对俄国形成认识的最初阶段。18-19世纪清政府通过向俄国派遣使团和派驻使臣,零距离接触和实地感知俄国,获得了大量俄国信息。主要通过清人在俄国的实地感知,对俄国复杂寒冷的气候特点及其俄国人衣食住行进行梳理和分析,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当时俄国人的生活实态。     

简析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化运用

马克思晚年的研究视线逐渐转移到东方国家问题上来,从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入手,仔细分析了东方国家的历史延续与发展前景,特别是根据俄国所处的历史背景,提出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至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饱经沧桑的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并经过实践检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沙俄与中东路

一向梦想称霸全球的沙皇俄国,利用同中国北部、西部接壤的方便条件,以百倍的疯狂、贪婪的野心,鲸吞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俄国之侵略主义,受自彼得,历二百余年,而至今未始有变".俄帝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是军事封建主义侵华政策的策划者和制定者.他公然声称:"巩固和扩张俄国在远东的利益",是他"在位时的任务".沙俄为实现其虎视东亚,夺取     

赫尔岑与俄国的"村社社会主义"

"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反映了消灭农奴制,在村社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进步要求,体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为把西欧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作出的巨大努力."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是民粹派理论的核心,对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马克思关于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重要依据.     

国外也有“花木兰”

花木兰替父从军、驰骋疆场、报效国家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国外"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式人物也不鲜见,她们中有不少因经历奇特而被载入史册。俄国女骑兵至死仍穿男装俄国历史上战争不断,在战斗中不乏花木兰式     

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历史环境和前提条件

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环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俄国公社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二是俄国公社处在资本主义陷入深刻危机、即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时代.我国学术界不少研究者只讲前一方面,不讲后一方面,是片面的.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是挽救公社,使其不遭灭亡.而"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我国学术界不少研究者把马克思所说的"俄国革命"解释成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讲的"俄国革命"实际上是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     

清政府在周生有案中的态度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败逃至上海的俄巡洋舰阿思乐号上的水兵砍毙了中国人周生有,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人们要求俄国驻上海总领事交出凶手.依中国法律惩办。由此,引发了中国与俄国关于周生有案的交涉。最终,清政府向俄国妥协,凶手由俄国人依照俄海军律惩处。本文主要探讨清政府在此次对俄交涉中的方针及态度。     

《死魂灵》中的五种地主形象及其与乞乞科夫形象的比较分析

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被公认为"自然派"的奠基石,"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官员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经历和过程,刻画了俄国地主的五种性格、五个形象以及乞乞科夫的形象,从而深刻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思考及其变化

马克思之所以研究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孤立性等特点。对待俄国农村公社的走向问题,马克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对农村公社持中立态度,既不认为它具有生命力,也不反对它有生命力;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持悲观的态度,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遭受资本主义的一切灾难;而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信稿中马克思又持乐观态度,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共产主义。     

李大钊同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李大钊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之一.六十多年前,大钊同志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吸取了从"新纪元"中带来的"曙光的一线",把它交给了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微言如闪首传真"(林伯渠赞诗),在黑暗沉沉的中国,是他首先起来欢呼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他首先系统地介绍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他首先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他短暂的一生中,除了担任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担负着组织并指导革命的群众社团活动、建立北京共产主     

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唤醒了俄国人民,也唤醒了中国最广大人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迷茫中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早期知识分子们纷纷得到了救亡图存的启示。他们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帮助下陆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通过探讨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形来了解五四时期后在中国发起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状况和最终目标。     

《中俄天津条约》中关于俄国在华自由传教条款的订立与实施

1858年俄国胁迫中国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首次赋予了俄国人自由在华传教的权利.俄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不仅是该条约的签订者,而且是在华传播东正教的积极推动者.然而,由于对传教可能对俄国侵占中国领土和攫取贸易利益产生消极影响的顾虑以及对中国传教环境缺乏信心,俄国政府没有立刻在中国开始大规模传教进程.在1902年俄国在华建立主教区之前,东正教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小.     

“俄国威胁论”与19世纪80年代英国远东政策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炮制、渲染"俄国威胁论",既有全球战略上的考量,又有在远东地区防范、抵御俄国南下的现实需要,是英国维护既得利益的折冲手段。"俄国威胁论"所指涉的对象随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19世纪60年代前渲染的是俄国对日本的威胁,70年代以后渲染俄国威胁的重心则变成了朝鲜。通过"共同威胁"的制造和渲染,英国一度将中日朝三国收编到维护其世界霸权的战略序列中,构筑起从土耳其到日本的遏制、围堵俄国的U形防线,对东亚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分裂的内幕研究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宣告诞生,随之产生的是党内关于"经济主义"和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统一"的外表之下,党内隐藏着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很难界定这一时期列宁等人的观点孰对孰错,但是"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出现却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再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以无比坚定的革命斗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革命理论和出色的斗争能力,异军突起,在党内坚定地竖起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旗,历史最终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推向了组织上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