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的一些体会

近来許多教育工作者紛紛提出:几年来对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經驗重视不足,没有把老区革命传统继承下来,要求我們注意这一工作,多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为此,特组织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笔谈。这些笔谈,都是发表个人的体会,供大家研究。这一期,先发表三篇,今后还打算继续发表。希望熟悉老解放区教育工作情况的同志,多多惠稿,参加这个笔談。     

晏智杰教授给本刊的信

《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卫兴华教授发表在贵刊今年第3期的与我《商榷之二》的文章看过了。这篇文章篇幅很长,但就其反驳的深度和力度来说,却没有超出他一年前的那一篇;就对我关于劳动价值论分析前提条件的反驳来说,也没有超出署名丁堡竣的那一篇。实际上,卫兴华教授除了重复已经提出的论点之外,只是增加了若干引文和分析性文字,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值得一驳的新论点。因此,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对卫兴华教授的这篇《商榷之二》做出专门的回答,只需要重申我已经发表的《本本主义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以及《究竟在为谁辩护?》就够了…     

谈《红楼梦》版本名称牵涉的问题——兼与邱惕盈同志商榷

《河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三期发表邱惕盈同志《粗议增订本〈红楼梦新证〉》,副题是《兼与张良皋同志商榷》。拜读之后,颇受教益。通观全篇,对《新证》并未具体提出可议之处,而是以与我商榷为主。我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二辑发表了一篇《增订本〈红楼梦新证〉初读质疑》,得邱惕盈同志赐教,幸甚。邱文就《红楼梦》楔子、凡例、回目与版本名称的关系,对我作了一些驳难,本文也就大体在此范围之内与邱同志商榷。     

名与实——再与杨宽教授商榷

前年《学术月刊》发表了拙著《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杨宽教授没有亲自撰文赐答,而让他的两位研究生撰《对宗法今解一文的商讨》答复我。也没有用真名实姓,而署笔名智贻。我所以要指出这点,是让读者知道,我和智贻同志的讨论,仍是我和杨宽教授商榷的继续。宗法问题是两周史上的重大问题,欢迎史学界有更多同志参加讨论。但智贻同志不是     

疑义相与析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发表了徐新杰同志的《〈陶渊明诗文选注〉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拙作《陶渊明诗文选注》(以下简称《选注》)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这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对我不无启发和帮助。一本书出版之后,或者一篇文章发表之后,能得到读者的商榷意见,总是有益处的。通过商榷,互相斟酌,互相启发,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必将有利于著作和文章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学术的进步和繁荣。因此,我愿意把自己读过《商榷》之后的一些看法,坦率地提出来商榷。《商榷》共二十一则,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有四则是关于陶渊明的故居和评价问题,有五则是对陶渊明几句诗的理解问题,其余十二则是对陶渊明诗文中一些字、词、句的解释问题。下面,我按照这三方面的次序,一则一则地进行商榷。     

论形式逻辑的对象和客观基础——与王方名同志商榷

马佩同志随同他的来稿。附有致编辑同志的信。信里说到了写稿的用意和经过,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马佩同志明确地提出了他和王方名同志之间的争论的性质。这是有助于了解马佩同志的意见的。因此,特将原信稍加节略,一并发表如下: “(上略)写一篇与求实同志在贵刊连续发表的文章的讨论文章。本来我早有此意,尤其是当贵刊6月号发表了王方名的‘论古典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一文后,写一篇比较系统地与求实、王方名商榷的文章,(一直到我的文章就要寄出时,在新华书店看到了王方名同志的论文集,才知道求实和王方名是一个人。我临时把我文章中求实的名子都构去了)并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一下自己的某些看法,这种想法就更加肯定了。接到您的来信后,我自然欣然同意。无奈本学期以来,反右斗争十分紧张,以致虽然材料齐备,却一直无法写出。为了不让您等待过久,我最近利用了一些星期日的时间,才算把它写出来了,现在谨把它寄给您。“本来关于‘真、假、对、错’等问题我也准备发表一些个人意见的(和我对形式逻辑对象的看法相连系),可是一来文章已经够长了,二来也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因此只好留待将来再说罢。 (略去关于稿件处理意见的一小段) “我个人认为,我和王方名之间的争论,乃是形式逻辑中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之争。因此,我认为由您组织开展这一争论,使它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这是很有意义的(我顾意继续参加这一斗争)”。(下略) 本刊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晓”的方针,“父红又专”和“红透专深”的要求,希望校内外的同志,踊跃参加这一讨论。     

再论斗争性与同一性不是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与邓贤科同志商榷,兼答吴剑平同志

本院学报八一年第三期发表了邓贤科同志的《论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与张启华同志商榷》(简称邓文)和我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吗?》两篇文章。前不久,吴剑平同志写了对我已发表的那篇稿子持有异议的文章。邓、吴二文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是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对此,我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邓、吴二同志。一、应如何理解列宁关于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的论述?     

“‘病句’不病”吗?——再谈“贵宾们所到之处……”

在《中国语文》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我写了一篇短文《谈目前流行的一种病句》,认为“贵宾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是一个主谓搭配不当的病句,有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有几篇短文提出质疑,《天津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上徐世英同志发表《“病句”不病》一文与我商榷。我想再谈谈我的看法,就     

寄送样刊暖心扉

《现代家教》编辑部: 我于去年6月开始与贵刊取得联系,我给《现代家教》投去的一些小稿,经编辑同志的润色后已发表了5篇,每次发表后,不久便收到样刊和稿费。我深为贵刊对作者的认真负责所感动。     

教育独立论再议

1995年我曾撰写《教育独立论发微》(以下简称《发微》)一文,发表于《上海教育科研》杂志同年第11期上。翌年,刘景升同志发表一篇大作,题为《教育独立论钩沉——兼与燕国材教授商榷》(发表于《上海教育科研》1996年第5期,以下简称《钩沉》),对拙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读后使我很受教益。为     

关于王实味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托派分子王实味连续抛出三篇反党文章,这除了大家熟知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之外,还有他在其所在单位——中央研究院墙报上刊登的一篇墙报稿。关于这篇墙报稿的题目,解放后发表、出版的一些文章和著作里,都把它写成《硬骨头与软骨头》。比如,林默涵同志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中说:“在他(指王实味)写的一篇题为《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杂文里,他向青年们发出热     

浅释李商隐的几首《无题》诗——兼与彭泽陶教授商榷

本刊哲学社会科学版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彭泽陶教授的《李商隐难诗易解》后,收到广西大学谭福开同志寄来的商榷稿,彭泽陶教授闻知,亦根据谭福开同志给他的信作了答复,今一并发表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与郑晓沧君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合问题——对于教育行政当局建议

职业教育的重要,可以说毫无疑义。但是实施起来。比什么教育还困难。吾们是深信职业教育办不好从此莫谈教育救国。这种同志,倒也不少。所以本社自从成立以来,各地方为实施职业教育,提出问题来商榷,或通讯,或面谈的,前前后后简直不知凡几。现在本刊把这事认为主要任务的一种。特闢本栏,先把最近提到的问题,和商榷的意见,陆续发表。一面希望各地同志,把所有疑问,尽量的开示,同人愿掬出多年辛苦所得的亲身经验,和国内外调查所积的资料,尽量的贡献,希望得到圆满解决。万一非同人浅薄的智虑所能解答,亦当转请专家,代为答复。我热心服务职业教育诸同志呀!吾们所处的环境,好像孤舟大海,四顾无人,以前翻倒于狂风恶浪中间的,固然不少,到如今,性命悬于呼吸的,也不能说没有。前途茫茫,究竟镫塔在那里呢?大陆在那里呢?我热心同志,惟有连合起来一致的鼓着勇气把各个的奋斗,结成联合的战线,这商榷一栏,不是白天的旂语,倒是黑夜的镫语,我职业教育一线曙光,说不定要从这商榷栏中发见咧。     

写稿与发稿(外一篇)

前不久,作为一名老通讯员有幸参加了某报通联工作年会。会上,一名通讯员提到:为什么有些通讯员的稿子频频见报,有些通讯员的稿子却一篇不见,这是个怪现象。报社的主编同志宛然一笑,并未作答。由于本人也从事某机关内部报刊的编辑工作,深知他这笑里没有说出的话意。作为一个编辑,没有不想把报刊办好的,所以都想发一些高质量的、有创意的、生动活泼的、耐人寻味的稿。而这稿就要从众多的稿件中遴选,每一个编辑都要费很多工夫的。有时发现一篇好稿,激动得就想马上给作者打电话。可是这样的稿件实在太少了,而且写稿的往往就那么几个人。说实在的…     

关于“山药蛋派”的再思考——兼答艾斐、程继田、李国涛同志

我的《“山药蛋派”质疑》一文发表以后,引起了许多同志的关注。艾斐、程继田和李国涛等同志还分别撰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这至少表明,我的抛砖引玉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为了推动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以为有必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借以答复同志们的商榷。既然讨论的是文学流派问题,似乎应当对“流派”这个术语立一界说、定一标准。自然,这绝对不是想把研究手段变为标准范畴,只是因为文学史上区分流派的尺度不止一二,     

《小学教学研究》——认稿不认人

编辑同志:当我的处女作《引导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在贵刊1991年第二期发表以来,至今有14篇教学论文、文稿在贵刊发表,其中1993——1995年三年中发表了11篇。不少友人直接或写信问我中稿率高的秘诀,有的甚至直言不讳地问我,编辑部有什么亲戚、朋友或熟人,怎样走的后门……说句实话,至今我不认识贵刊的任何一位编辑,而     

就最高成本价格理论与康世立同志再商榷

康世立同志是最高成本价格论的创始人。对最高成本价格论,我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上撰文商榷。1991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康世立同志的《就“最高成本价格”问题与唐国增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康文”),对我的异议给予回答,并进一步阐发了最高成本价格理论。反复拜读康文之后,我仍感最高成本价格论难以成立,故特撰此文与康世立同志再商榷,也望经济学界同仁参与争鸣。     

四论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曲折性”——兼答王庆仁同志的学术探讨

从1991年始,我就否定之否定规律,先后发表了三篇哲学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我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曲折性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并阐明了我的一系列观点。几年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哲学界的重视。围绕这一课题,和我的观点相似者有之,争鸣者亦有之。我的第三篇论文(载1994年第3期《运城高专学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第2期摘编),曾答复了一种争鸣观点。最近《运城高专学报》编辑又转来了王庆仁同志对我第三篇论文的商榷文章。审视各     

关于凤姐形象研究的思想方法问题——对郭树文先生商榷的回应

拙作《凤姐形象的思想底蕴新探》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注意。十分荣幸的是,在红学上饶有建树的郭树文先生成了我的知音,不但在原则上支持我按正面形象属性来研究凤姐的立场,而且从不同的剖析角度提出了与我商榷的意见,写成《简议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这篇宏文。我为树文先生探真求实的精神所感动,相信通过这样的反复研讨交流,定会有新的进展。     

编辑给我写信

1987年《湖南教育》1、2期合刊发表了我辅导的学生的一篇习作。不久,我就收到了样刊,里面还附有编辑部的一封来信及“班主任之页”的组稿提纲。那一笔不苟的字迹,那情真意切的话语,让我敬慕而倍感亲切。此后,我与编辑部开始了书信交流。编辑部每稿必复。我尊编辑为“老师”,编辑称我为“同志”。几来几往,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虽然学生的习作发出来了,可我自己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我实在按捺不住了,便诚恳地写了封信向编辑讨教。不出几日,就收到了回信,信中说:一是要有新题材,二是要有闪光点,三是要有真爱,四是要有凝炼的文字。经过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