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化内涵

汉大赋文化内涵的最大特征即“劝百讽一”。这种特征的最终形成与原始创作意图可谓大相径庭。“劝百讽一”面貌的形成,究其原因是汉人对其时代精神风貌的用心展示,而整个创作是在文学理念与儒家思想的较量中进行的,最大的收获则是促成了人作为大自然主宰者的意识的形成与定位。     

战胜于“话术”,战胜于朝廷

<正>古语云:“文死谏,武死战。”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不乏善于劝谏的臣子,也有很多积极纳谏的君主。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邹忌就是一个以劝谏立足朝堂、扬名后世的人物。史料记载,邹忌曾听齐威王弹琴,便趁机借“大弦”“小弦”之喻,与其谈论了一番治国安民之道。邹忌因此受到齐威王的赏识,不久就获封相国。《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讲述的故事,也是邹忌劝谏之路上的“高光”时刻。那么,这场由“比美”引发,最终为齐国赢得“战胜于朝廷”的良好局面的劝谏,体现了他什么样的劝谏艺术,又为何会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呢?     

“一惊鸣人”典出何处

《上下五千年》中有一个“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的故事,读来很有趣:楚庄王新即位,不管国家面临的危机,沉迷于吃喝玩乐,不许大臣们劝谏,还下了道命令:谁敢劝谏,就判谁死罪。有个叫伍举的大臣,冒死劝谏,但是他进谏的手段很高明。他对楚庄王说:“楚国山上,有一只大鸟,样子挺神气,可是一停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楚庄王一听就明白这是在劝自己,他说:“这不是普通的鸟,这种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一鸣则已,一鸣惊人。”后来,楚庄王果然改革政治,把只会奉承的人撤了职,把伍举这样敢于劝谏的人委以重任,使楚国很快强大起来。不久前,又读到《中…     

“秉烛夜游”中的“烛”究竟是“火炬”还是“蜡烛”

本刊今年第1期刊出《“秉烛夜游”中的“烛”是蜡烛吗》一文后,涟水县西安小学左昌富老师在来稿中引《中华成语大辞典》中的解释,“烛”是指“蜡烛”;又说“‘烛’字产生较早,小篆中就有”,“‘炬’字产生较晚,东汉(44—220)初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才有。”“可见‘烛’和‘炬’至少在东汉初年使用上就有分工了。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东汉初年就有蜡烛了。”     

常用词“举”和“抬”的历时演变

举”、“抬”二词是表示“托物使之向上”的同义词。先秦至东汉。只有“举”在常用词范围。时始见,东汉至宋元的用例都很少,没有进入常用词范围。宋元时期与“举”的竞争始见端倪。明清时期,对象分工明显,出现的文献界域划分,“抬”适用范围很广,但是尚未进入常用词范围。现代汉语中“举”、补。都成为常用词。“括”自东汉“抬”、“举”“抬”分布互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

自扬雄提出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看法后,代相沿袭,几成定论。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人以此来责备汉赋歌功颂德,华而不实。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汉赋很少有只“劝”不“讽”的,汉赋的最终着眼点始终在“讽”上。当然,在文字比例上,“劝百讽一”也是事实。但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却缺少客观冷静地分析。“劝”多“讽”少格局的形成,一者绝非作家个人之过,二者也非文本本身之过,其成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作家身上。探究起来,这里面的内外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中颇多合理因素,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因由。     

忠言“顺”耳更利行

2013年3月27日 我国有句古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被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奉为金玉良言。于是，可我们在劝谏他人的时候，总是不考虑方式的“逆耳”，对方难以接受的时候还要加上这句老语“忠言逆耳”教育对方。     

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东汉王朝的“三绝三通”西域，虽然是东汉与北匈奴军事较量的结果，然而其与“羌祸”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河西、湟中、陇右的羌族起义，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羌祸”对东汉王朝“三绝三通”西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西域与河西、湟中、陇右的战略关系。     

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化内涵

汉大赋文化内涵的最大特征即“劝百讽一”。这种特征的最终形成与原始创作意图可谓大相径庭。“劝百讽一”面貌的形成,究其原因是汉人对其时代精神风貌的用心展示,而整个创作是在文学理念与儒家思想的较量中进行的,最大的收获则是促成了人作为大自然主宰者的意识的形成与定位。     

宜坐宜卧说“床”“榻”

“床”和“榻”在古代都是指一种坐卧用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床,安身之坐者。”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床帐》也说：“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就说明“床”在古代就是一种宜坐宜卧的用具。另外。《释名释床帐》对“榻”的解释是：“长狭而卑为榻。”     

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吗？

查有梁教授在《论新课程改革的“软着陆”》一文提出了《对话》里的“八个误导”,指出这些误导表现出了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课程改革中的一种思潮,因此得出课程改革需“软着陆”。查文对新课改“突变式”、“运动式”、“大跃进式”的非难,对新课改成果悲观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有必要就“误导”涉及的关于教育基本价值取向、基础学力观和知识观、课程实施观和教师角色转型、课程改革立足点与发展趋势等问题与查有梁教授进行商榷。     

浅议汉末公文骈化及影响

东汉公文的骈俪之风．肇源于西汉武帝时期。以歌功颂德、劝百讽一为目的的汉赋在西汉中期发展到鼎盛,特有的雄风演变到东汉,趋于华丽,之后愈演愈烈,到汉末形成一种骈俪之风,用典故。求对句,重华风,成了后代骈体公文写作的滥觞。时代背景、帝王喜好、文学创作大环境等原因综合促进了东汉末期骈体公文的形成。这种写作方式对后代的公文写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对现代也有着丰富的借鉴意义。     

秦汉三国时期的“祭酒”

“祭酒”在秦汉时期作为礼仪长期存在,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又以尊号的形式使用。王莽改制崇儒尚师,设九“祭酒”。“祭酒”随之成为王莽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方均有设置。王莽“祭酒”官职的设立对东汉官制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祭酒”作为官职后缀涉及军政多个方面,既可是朝廷官职,也可为三公府吏。三国时代在东汉官制基础上,又设置了多个军职和行政“祭酒”。从先秦到三国时代“祭酒”从尊号转变为实际的官职,范围和职能也有大的变化,成为一个官职体系。     

“学生”考

汉代以前受教育者称“弟子”,东汉末年出现“太学生”的称谓,魏晋时期“学生”成为指称在官学领域受教育者的通用词语,到宋朝,“学生”所指扩展到官学之外的受教育者。     

“以一服八”完全可行

在《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在劝谏齐宣王接受“仁政”、“行王道”的思想时，认为齐国想通过武力战争掠夺的方式称霸天下是不可能的，即齐国想“以一服八”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觉得擅长论辩的孟子在这里的说理并不能让人信服。[第一段]     

东汉士风中的“禄利”、“名节”之变

<正>士风：士人风尚，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东汉士风历来为古今学者所称道，从文献材料看，古人对东汉士风一般从以下几个层面去理解：一是指士人的个体人格，称为“风格”，如《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膺）风格秀整，高目标持”；二是指士人的群体行为准则，称为“士行”、“士节”、“士则”，如称东汉名士陈寔“言为世范，行为士则”（《三国志·邓艾传》引《陈寔碑》）；三是指士人学风，有时称“儒风”或“儒者之风”，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曰：桓灵之间“儒者之风盖衰矣”；四是指士人精神的社会效益，有时称“风化”，有时直接称为“风俗”，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对东汉士风的全面探讨是个复杂课题，不仅是个史学问题，还涉及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诸多内容，其中对东汉士人精神风貌流变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而“禄利”、“名节”之变，当是东汉士风变迁的基本特征及倾向。     

论新课程改革的“软着陆”

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是指课改的进程要减慢速度,课改的实施要稳步成功。钟启泉教授的一篇对新课程改革的总结性《对话》提出的一系列观点,都不利于课程改革的“软着陆”,是对课程改革的误导。这些误导表现出了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课程改革中的一种思潮。新课程改革如何“软着陆”,这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论“风马牛不相及”

自东汉以来,“风牛马不相及”一句的解释层出不穷,求究其源,不外有四:一、裴驷集解《史记·鲁周公世家》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释“风”为“走逸”;二、与郑玄同时学者服虔说:“牝牡相诱谓之风”;三、西晋号为“左僻”的杜预集解《左传》说,释为“牛马风逸”;     

“怀器秦之节，存荆则未闻”：－汉末“奇士”藏洪刍议

臧洪是东汉末年的“海内奇士”，在“缔谋伐董”的活动中，普扮演了“为天下倡先”的重要角色，对维持东汉政权的苟延、促使董卓政权的覆灭肥及延缓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他“个体自觉”的意识和“气节”，在“群体自觉”向一已天地回归的际遇中，是令人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