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转型与治理转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知识经济不仅引发了人类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型,也推动了人类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塑。在生产层面上,它使生产向想象的逼近成为可能,使人的生产能力尤其创造能力得到空前释放,也使生产的组织原则从市场与层级制转向了合作。在治理层面上,知识经济对具有组织集权与政治分权双重特征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由于知识的生产摆脱了对于物质资本的依赖,在组织与国家的层面上,价值与权力的统一都成为可能。进而,传统公私分界的合理性不复存在,以社会要求国家供给公共物品为基本内容的民主治理开始朝着以共同资源治理为基础的合作治理转型。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共精神——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公共性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本质性维度,这是由人类实践的公共性本质决定的。作为公共性的集中体现,公共精神不仅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而且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公共性平衡,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导向,惟其如此,才能建构良序的公共政治空间。重塑公共精神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选择,也是化解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这要求我们以公共理念为基础,以法治思维为保障,以制度意识为关键,以公平正义为旨归。     

浅析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途径

从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关键所在。随着自由选举对象的逐渐明确和主体意识的逐渐增强,民主治理内部也开始具备了一定科学的民主决策过程。但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面临着大量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农村基层社会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要坚持实施统筹兼顾的原则,发挥各地农村基层组织的优势和村民的积极性。大量调查表明,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推进和谐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     

科学、公众与疫情的社会治理───科学传播学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是“赤字模式”,旨在通过科普以填补公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这种模式割裂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对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要求高而时效性要求低,缺少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这种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显露出来：科学家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传播的相对忽视,影响了科学界对政府和大众决策所需知识的供给;在有限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用语与社会语言的隔阂,引发了大众对疫情风险的误解。因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科学传播从赤字模式向对话模式和知识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在传播中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科学情境的差异,实现及时和有效的科学传播。     

试论协商民主与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关系

协商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治理形式。目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发展强化了公民的政治价值诉求愿望;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培育了无数多的经济主体和个体,新的利益团体、组织群体不断涌现,因而政府的公共管理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我国的政府管理发展历程已逐渐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尤其是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当中,协商民主理论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协商民主与我国公关管理发展的关系

协商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治理形式.目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发展强化了公民的政治价值诉求愿望;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培育了无数多的经济主体和个体,新的利益团体、组织群体不断涌现,因而政府的公共管理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我国的政府管理发展历程已逐渐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尤其是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当中,协商民主理论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传统下的"公共性"——读薛冰教授的专著《历史与逻辑:公共性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把握这个问题:一是"公共性"的文化内涵本源于西方的历史传统,从古希腊城邦社会一直到欧美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使得"公共性"的文化内涵具有了久远的延续性;二是深入解读"公共性"在现实中的功能及应用,同样离不开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公共性视域分析中国与西方公共管理的特征,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以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是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医学生医事法知识知晓情况及因素分析

随着国家对于医学生法律知识的关注程度的加强,代表着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讲究民主与法制的结合,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医学问题更加的法律化,这也是我们社会更加有制度的体现,社会的发展必然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保障,医学的进步更加需要医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掌握,这也是我们本篇文章的重点描述内容和主要表达的思想。     

养老服务社会化: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三方合作的实践模式

在制度性、规模化的公共服务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整齐划一的公共服务所不能解决和包办的微观化、个性化的社会需求和问题,从而促进社会机体的健康发展,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三方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南京市鼓楼区养老服务社会化模式为样本,从社会多元治理的视角,分析了社区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参与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合作生产公共服务产品的机理,提出小规模需求的服务生产供应模式,以最大程度、更有效率地满足社会需求。     

文化传统下的“公共性”——读薛冰教授的专著《历史与逻辑：公共性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把握这个问题：一是“公共性”的文化内涵本源于西方的历史传统，从古希腊城邦社会一直到欧美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使得“公共性”的文化内涵具有了久远的延续性；二是深入解读“公共性”在现实中的功能及应用,同样离不开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公共性视域分析中国与西方公共管理的特征，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以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是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探析风险社会中核电的科学传播

公众对核电安全的质疑是现代风险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科学传播作为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渠道,是化解这种信任危机的重要途径。风险社会中核电科学传播不再是简单地告诉公众应当信赖的科技知识,而是要建立公众对科技的信赖,化解公众对核电科技的信任危机。信任的建立要基于公众关注的核电安全问题,构建公众参与和民主的科学传播"公共领域",这是一项需政府组织、企业、科技专家、公众与大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社会系统工程。     

社会创新视阈下的知识动员: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创新是解决贫困、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社会创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但其成果转化和实践机制更为复杂，需知识生产者和知识使用者的交流与合作生产。知识动员能打通知识主体间的“藩篱”，有效对接知识生产者和知识使用者，改变知识主体间“各自为政”的局面，提升社会创新水平。现有关于知识动员和社会创新的文献呈碎片化，分散在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以2007年-2020年间的224篇文献为样本，系统梳理了知识动员的概念框架、运行机制、演进范式，并基于四螺旋理论，探讨了知识动员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社会创新视阈下知识动员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弥合社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鸿沟、有效推动社会创新研究成果转化提供理论支撑。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动员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单向转移和线性传播，而是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双向互动与知识的共享。知识动员具有复杂性、回应性、情境性、系统性等特点，是由知识生产者、知识使用者、知识中介以及所在情境等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知识动员包含了生产者拉动、使用者推动、知识交流和知识合作生产四种模式，经历了从线性模型到循环迭代模型的演化发展历程，其运行机制是一个包括研究、传播、利用和影响等阶段在内的循环迭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众被纳入社会创新系统，形成了包括政府、大学、企业、公众在内的创新生态系统，不同知识主体不断交流互动，推动知识共同生产，实现价值增盈。     

信任能降低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感知吗

论文基于一项全国性抽样问卷调查,从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两个层面,探究信任是否以及如何塑造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感知。结果显示：对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的信任,均显著降低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感知;信任政府官员的影响力,不仅高于信任科学家,也高于人工智能知识;对科学家能力信任的影响力高于对科学家的道德信任。除了主效应,信任与知识之间还存在相互强化的交互效应,即信任对技术风险感知的影响力随着人工智能知识水平的上升而增强,随着知识水平的下降而减弱。论文进一步讨论了上述研究结果对风险管理与风险传播的政策意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社会资本对“微政务”公众参与意向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交平台而诞生的“微政务”,已成为电子政务2.0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新方式。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公众参与,是发展“微政务”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当前我国“微政务”面临公众参与层次低、参与不充分等困境。研究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微政务”公众参与问题,以社会资本为外因潜变量,“微政务”信任和公众参与意向为内因潜变量,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并结合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进行假设检验和模型拟合,以分析社会资本对“微政务”公众参与意向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均正向影响“微政务”信任,进而对公众参与意向产生正向作用,即社会资本越丰富,公众越信任“微政务”,参与意向越强烈。研究认为,政府部门应从丰富公众社会资本入手,培育“微政务”信任,促进“微政务”公众参与。     

科学共同体中的民主策略

科学共同体中的研究活动符合民主所需要的条件和精神,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知识生产中并不总是意见一致,而是往往充满了分歧,他们通过基于期刊论文、公共展示和资源压力等策略进行说服活动,根据科学知识共识程度的高低和利益共识程度的高低形成四种共识形式。在后学院科学中,科学共同体发生了新的变化,共识的形成和变化不仅受到利益的影响,而且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民主不仅成为科学共同体中的事实存在,而且成为科学共同体的需要。     

个体知识共享意向的社会资本透视

由于知识意味着资源和权力,个体通常不愿意分享知识。在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内个体知识共享意向的决定因素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关系资源（信任、规范）和个体行为理念（自我价值感知、期望报酬）对知识共享意向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结构资源的相关假设未获得支持。     

Knowledge markets in firms: knowledge sharing with trust and signalling

Knowledge sharing and learning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the succes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is research, we study the design of incentive rewards to facilitate knowledge transfer utilizing an internal knowledge market within organizations. The internal knowledge market is modelled as a marketplace where knowledge providers can send signals about their knowledge and learners may voluntarily acquire the knowledge based on the signals. Three types of knowledge recipients are differentiated with respect to their signalling threshold functions: knowledge connoisseur, knowledge public, and knowledge dilettante. In addition, a knowledge recipient may be either humble or arrogant, with different propensities for learning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learning inhibition cost functions. For different knowledge recipients, we study the knowledge providers’ best signalling strategies and the firm's optimal design of reward structures. Knowledge providers will adopt different signalling strategies if they lack the necessary trust that knowledge recipients will accurately report their learning. We analyse how the firm can offer learning rewards and employ IT support to improve the trust so as to increase knowledge transfer. This research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practitioners to manage an internal knowledge market.     

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特征

在我国大力推进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当下,有必要深入探讨和明确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特征,它是博物馆公共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博物馆赢得公众认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所在。     

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信任与知识分享决策的关系研究

知识分享是一类风险决策行为,信任具有重要的风险管理功能.文章基于企业内知识分享决策的风险特征,提出了管理知识分享风险的信任结构模型,并通过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信任维度间的关系及其对知识分享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信任是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发展的基础,而对知识分享决策的直接影响主要来自情感信任.     

走向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论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困境与知识分工的解决方案

科学传播中公众参与科学的民主模型是通过政治想象翻译成协商民主来实现的。过去二十年中,虽然公众参与科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与公共政策中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相同的两难困境,使公众参与科学流于表面。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在于缺乏自我反省的体制化科学异化公众,进而导致在协商过程中科学家与公众政治地位不平等。实际上,科学家与公众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关注科学风险的不同维度。通过知识的劳动分工,公众负责决定目标,科学家负责实现目标,可以走向真正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