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机理研究

代理理论认为公司债务期限受到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委托关系的影响,但这是否包含了高管薪酬激励的信息呢?本文运用信号发送理论,提出了基于债权人预期的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机理,对我国2008-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的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现金薪酬对债务期限的影响呈倒U型,股权激励计划和股票增持有利于提高债务期限,但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却是消极的,验证了研究假设。最后就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债权人对公司信用评估以及信息披露提出了建议。     

CEO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薪酬结构的视角

本文基于薪酬结构的视角,选择2009—2017年对CEO实施了股权激励且在有效期内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CEO股权激励强度(股权激励占薪酬总额的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CEO权力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CEO股权激励强度总体上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然而此影响仅存在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方式当中,对于股票期权而言则并不显著;②CEO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研发投资抑制效应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本文研究发现表明相对于低强度的保障型股权激励计划而言,高强度的绩效型股权激励计划更不利于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开展,这一结论对中国上市公司制定和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控制权防守、利益侵占与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2～2009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1720个观测值为样本,实证研究终极股东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动机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终极股东控制权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偏离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考虑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动机的交互影响后发现,相对于高控制权、现金流权偏离度组,终极股东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在低偏离度组中更敏感,相对于高控制权组,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偏离度与资本结构在低控制权组中更敏感.     

技术创新导向的高管激励整合效应—基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推动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从"价值分配"到"价值创造"的演进。本文从促进技术创新这个重要维度对高管激励效应进行重新界定与测度,并运用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控制权激励等主要激励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整合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股权激励在薪酬激励与控制权激励的双重调节作用下,对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即三者的整合,而非单一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具体而言,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存在互补关系,与控制权激励之间存在互替关系。因此,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应在高科技公司内部建立以强化股权激励、稳定薪酬激励、弱化控制权激励为特征的高管激励整合体系。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能否抑制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针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研究,基于前景理论进行分析,当CEO和关键高管的薪酬高于团队其它成员时,遵照确定效应理论,CEO倾向于重视既得利益而规避风险。同时基于异质性理论,能力强的管理者具有风险承担能力,可以调节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2012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负相关,管理者能力能够改善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也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的风险厌恶行为。本文的研究填补了锦标赛理论的缺陷,丰富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内容,对上市公司确定高管薪酬制定和实施股权激励具有指导意义。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影响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以企业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政策与创新研发投入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选取A股2009-2013年3862家上市公司作为观测样本，运用倾向得分法（PSM）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综合采用多种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薪酬水平差距的提高并不能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但是股权激励却能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影响。（2）主板中股权激励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薪酬水平差距在主板和创业板中都没有显著效果。（3）所有制性质对薪酬水平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变量与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4）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实施股权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而薪酬水平差距则没有显著效果。（5）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较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效果。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的。最后提出了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创新投资的政策含义。     

管理者薪酬契约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关系

管理层薪酬契约是建立企业盈余管理约束机制的重要环节。本文从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角度出发,以06年到08年间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管理层年薪和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基于关系契约的合同能源管理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目前正式契约不能有效激励EPC合作主体共同努力的问题,借助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两种不同契约关系下双方的合作关系,探讨关系契约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在正式契约下节能项目的 系统收益并不能达到最优,引入关系契约之后,通过具有"自我实施"性的承诺可以使双方共同努力,从而使节能项目的 系统收益达到最优.     

中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效果

中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市场条件和制度背景,对于其激励效果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结论。鉴于中国上市公司2006年才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激励相容的股权激励机制,本文以2006～2011公司年报中公布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其2005～2012年的年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对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不同激励模式的激励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具有一定效果,但影响不显著;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略好于限制性股票。     

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非国有资本参与对国企产生治理效应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政策性决策行为,那么国企“使命必然”的社会责任表现也会因此产生影响。本文从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双重视角出发探究国企混改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国企混改动态股权结构变化,包括多样性、深入度、制衡度以及控制权转移均会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机制检验发现,国企混改不仅可通过减负效应,即缓解国企承担的政策性义务从而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还可通过治理效应监督约束管理层为获隐性福利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行为。此外,基于控制层级与治理环境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央企相比,地方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市场化进程较高、政府放权意愿较强地区,治理环境较好从而能够强化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最后,研究发现国企混改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体表现在员工、供应链以及环境责任,并最终有效缓解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负向价值效应,提升企业价值。研究认为国企混改应注重股权结构“量变与质变”相结合,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的治理效能,明确国企社会责任本质,促使国企提升绩效的同时,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榜样作用。     

管理层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异质研发

    本文旨在从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层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异质研发投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影响关系调节效应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薪酬激励对试验开发投资有正向影响,与研究投资间的关系则呈倒“U”型;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监督作用增强,这强化了股权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影响被挤出;研发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当期绩效,对其未来绩效也有着积极影响,且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对企业未来绩效影响的持续期数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从异质性视角拓展了创新激励理论,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难辞其咎的大股东：绿色创新导向下政府补贴失灵的新解释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政府补贴已成为弥补资本市场缺陷，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然而企业对政府补贴的配置效率却未得到最大化彰显。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尝试探讨大股东治理在政府补贴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分布于成长期和蜕变期；作为大股东治理的有效工具，股权制衡对政府补贴的平滑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当股权制衡超过门槛阈值时，政府补贴才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股权制衡门槛效应具有动态特征，从企业成长期、成熟期到蜕变期，股权制衡的门槛效应表现出了由强变弱的递减规律。成熟期样本中，民营企业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依赖于股权制衡的治理作用。本文基于股东治理视角，为政府补贴未能充分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全新理论解释，有利于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能够为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是一国扶持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是促进农业企业的R&D投入杠杆效应而非形成补贴依赖,但补贴绩效如何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利用手工方式从涉农上市企业公开披露信息整理出的2012-2014年三年样本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涉农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显著,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涉农企业的绩效增长短期对主营业务R&D投入会发生杠杆效应,但长期来看效应微弱,R&D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补贴依赖倾向。此外,涉农上市企业内部治理与经营水平也是影响政府补贴对R&D创新投入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从政府补贴的资助对象、方式和监管补贴用途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多元化经营、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10—2015年421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考察多元化经营、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多元化程度的企业,其股权集中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基金持股对多元化程度高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阻碍作用;多元化程度高的企业董事会规模与技术创新型呈显著正U型关系;不同多元化程度的企业,其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因此,公司治理应该与多元化程度相匹配,只有采取灵活的公司治理,才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海归技术高管与企业创新

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整理2008—2016年A股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创新专利数据,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实证考察了海归技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研究发现：海归技术高管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相较于渐进性创新,海归技术高管对企业突破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强,这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产权性质分组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海归技术高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对机理渠道的探索表明,海归技术高管可以通过提供专业知识来提高管理层多元化水平,从而减轻管理层短视行为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在理论上拓展和深化了企业高管与创新的研究,在实践上凸显了海归技术高管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对于企业人才引进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利用2008-2017年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并未对创新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明显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2）基于现金持有视角,非国有股东参股和委派代表均能提高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意愿;（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影响。最后,本文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