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认定”、代理成本与创新绩效——基于上市公司专利申请的初步证据

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简称：“科技认定”）视为特定的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机制,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度专利申请量反映其创新绩效,重点分析了在不同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环境下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后,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且随着预期政府代理成本或公司代理成本的减少,“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改善外部政府治理和内部公司治理质量将显著优化“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环境。总体上,较之“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扶持之手”效应占主导。本研究指出,发挥“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依赖社会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内部创新资本有效利用。本文协调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研究提供的不一致的经验证据,对厘清政府在构建普惠性创新治理环境体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借鉴意义。     

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三阶段组合效率法测度剔除管理和环境因素影响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基础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情境下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金融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技术创新无论从创新投入角度,还是创新绩效角度都主要表现为“拉动效应”;金融投资和实体经营的利润率差异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当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时,企业金融化才会对创新投入表现出“挤出效应”;并且,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效率和创新绩效方面均高于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拉动效应”也高于国有企业。     

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与融资契约选择

融资活动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制造业究竟应选择“一视同仁”的融资安排,均衡拓展各个融资渠道,还是应“量体裁衣”,选择驱动效应最优的融资契约？本文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进行测量,重点探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研究发现：（1）股权融资和政府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积极关系,而债权融资表现出了消极影响。（2）创新投入在三类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关系均具有显著中介作用。（3）制造业面临的环境规制越强,股权融资和政府补贴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强,债权融资的抑制效应更弱,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更高。因此,制造业应选择以股权融资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融资契约安排,并根据环境规制情境权变调整债权融资配置,以实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持续平滑。     

国家创新发展绩效格局分析方法与实证研究

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全球创新发展绩效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科学监测创新发展绩效格局演进方向是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界定了“国家格局”、“格局分析方法”、“国家格局分析方法”等基本概念，研究提出了国家创新发展绩效格局二维分析方法，并选择40个国家创新发展指数和创新能力指数及其子指数排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三个结论：（1）基于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发展水平指数排名，采用K-均值聚类法将40个国家分为四类，即创新引领型国家、创新先进型国家、创新追赶型国家和非常规创新追赶型国家；（2）增加辅助特征量“人均GDP”以气泡图形式分析国家创新发展绩效格局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较高的国家，其创新发展指数与创新能力指数通常排名也较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创新发展绩效高度正相关；（3）分别增加辅助特征量“GDP”和“人均GDP”以气泡图形式分析国家创新能力格局的研究发现，经济规模（以GDP衡量）较大的国家，其创新实力指数排名通常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较高的国家，其创新效力指数排名通常较高。     

企业平衡式创新搜寻及其阶段效应-间断性平衡还是同时性平衡？

开放式创新要求企业跨越组织边界搜寻外部知识。为了识别“前瞻-反应型”二元搜寻平衡与企业发展阶段的动态匹配规律,基于我国中小企业调查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平衡式搜寻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二元搜寻平衡模式存在差异。在初创期,前瞻型与反应型两类搜寻策略间不存在互补效应,且二元均衡程度过高或差异过大,均不利于企业创新;而在成长期,前瞻型与反应型两类搜寻策略间存在互补效应,且同时性平衡程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好。据此探讨了企业在不同阶段的最佳平衡模式,即初创期的企业选择“间断性平衡”较为合适,进入成长期后,企业需要将平衡模式转换为“同时性平衡”。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绩效：异质性与时滞性视角

   政府补贴是国家引导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时滞性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企业产权异质以及地域特征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vs.非东部沿海地区）和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且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递。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为新能源企业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调整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建议。     

风险投资与创新的时空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

风险投资与创新存在特征耦合，两者的良性互动对于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国内外文献对内在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并不统一。使用1995-2014年中国31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风险投资和创新的时空协同关系，并应用面板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创新具有“作用效应”，并存在两类作用路径，分别通过风险投资的融资功能和增值服务实现，但风险资本排斥进入研发活动，资本的逐利性也导致其抑制创新，而增值服务则能有效促进创新，因此“作用效应”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类反向路径的强弱关系；创新对风险投资具有“选择效应”，表明创新是风险投资甄别“标的”企业的有效信号，能够刺激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但并不影响风险投资的金额数量。     

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估研究——基于资源依赖和社会影响力的双重视角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之一，新型研发机构在推动地区创新要素的集聚、开放与互融，打开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通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服务链协同发展，支撑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被寄予厚望。目前，政府科技经费投入与相关政策支持是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发展的重要科技资源来源。在当今社会各界日趋关注公共财政配置绩效的情境下，为保障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目标实现，最大化财政资金的投资绩效，有关省市相继出台了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与评估管理相关文件。然而，作为“四不像”的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如何评”依旧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主要表现为价值困境、多元主体困境、个性与共性兼具困境以及体制机制困境。本文基于新型研发机构组织特点，从资源依赖和社会影响力双重视角，建构了新型研发机构从资源投入到社会影响力产生全过程的绩效分析框架，并以上海微工院为例，针对其不同阶段关键绩效特征建构关键绩效指标与评估重点。其中，建设期重点考核政府资源投入、制度建设与资源集聚能力；运营成长期，关注资源集聚能力、技术研发能力、服务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并对新型研发机构近期社会影响力进行评估；运营成熟期，重点评估新型研发机构的社会影响力。     

公共政策对企业创新支持的绩效——基于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比较分析

政府公共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公共政策和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一直不乏“促进论”和“抑制论”的争论。现有文献还缺乏系统研究对此进行甄别。本文认为,政府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创新活动激励具有差异性,从而无法简单归入“促进论”或“抑制论”。本文以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26326家规模以上内资企业、2970家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3625家外资企业分析对象,通过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政府对内资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内资企业的研发强度。这支持了“促进论”的观点;（2）税收优惠政策对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这是“促进论”中成本效应发挥的重要结果;（3）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研发强度与政府直接补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抑制论”中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使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了负面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以对内外资企业都统一的公平的税收优惠为主而减少直接补贴的使用;在利用直接补贴对企业研发提供支持时,应以对内资企业补贴为主,减少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直接补贴。     

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模式演化研究

集群情境下，创新企业之间出现创新挤出，削弱了集群创新动力，迫使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知识资产治理的战略行动来填补制度的失效或缺位。本研究以桐庐制笔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案例研究，探讨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其演化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集群情境所特有的邻近性（包括地理、制度、认知等），使得基于独占性视角的产权制度治理知识资产过程中存在失效或缺位现象，整个集群陷入“近墨者黑”的恶性循环；第二，集群内创新企业通过“连横”“合纵”等制度创业策略，能动性选择、调整或重构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制度场域边界，推动基于合法性视角的本土化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第三，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模式可分为基于专利法律的独占自治模式、基于社群规范的社群自律模式和基于多元制度的多元共治模式，从动态角度看，知识资产治理模式的形成与演化并非总是沿着同一路径，能动性、本土化成为模式演化的关键。     

管理层持股、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融资约束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5的样本为对象，使用Hadlock等（2010）的SA指数构建了融资约束虚拟变量，通过递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和研发效率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论显示管理层持股与融资约束是高度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创新效率则是高度显著的倒U型关系，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显著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实施股权激励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政策激励与研发投入交互作用对高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合作创新中企业间承诺感知的相互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承诺感知的相互性影响在KIBS企业与组织顾客间的合作创新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依据相互性理论,基于245个KIBS企业合作创新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承诺感知视角嵌入,探讨了KIBS企业承诺感知与组织顾客承诺感知之间的相互性影响,并深入剖析了KIBS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中介作用和KIBS企业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合作创新中企业间的承诺感知存在显著的相互性影响;（2）KIBS企业专用性投资在其承诺感知对组织顾客承诺感知正向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其承诺感知与人际信任交互效应对组织顾客承诺感知正向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KIBS企业人际信任在KIBS企业承诺感知对其专用性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KIBS企业人际信任在组织顾客承诺感知对KIBS企业承诺感知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对研发资金管控的影响

董事会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引领者,亦是研发资金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领导者。本文运用2011-2018年内部控制、研发活动及财务数据,检验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与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和管控效果的关联性。研究发现：(1)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愈强,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愈自信,包括管控方式自信、投入力度自信。(2)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的正向变动,同样正向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的自信程度。(3)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愈强,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更快,研发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均增长更快。本研究建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管机构,积极引导所有董事会成员开展“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专业化培育,以期更好的在企业研发资金管控中履职尽责。     

企业地产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动机分析

当前，中国实体企业利润持续收窄，实体企业纷纷转向投资房地产。本文发现：地方政府经济考核压力以及财政需求，是驱动实体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的重要因素。此外，宽松的货币供给，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偏好，为从事地产投资的实体企业提供了充足的金融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实体企业强化房地产投资的强度。从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来看，本文发现：房地产投资活动具有明显的”挤占效应“，而无法对企业的资源起到”挤入“的功效。本文基于“驱动—传导”机制，对“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     

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时间趋势、效力边界与创新产出

通过构建企业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代理模型发现，企业税收激励降低了R&D投资的必要收益率或融资成本，有助于提高R&D投资和创新产出，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具有价值引导和共同激励的双重效应。针对在2007~2015年披露研发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面板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R&D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作用是有效力边界的，在低税率和高研发强度的区域激励效应显著，在高税率或低研发强度的区域影响效应较弱；企业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实现的。研究结论对厘清政策机制效应、促进企业R&D投资以及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转化的实现路径与完善对策

针对我国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主要以转让或许可方式进行，导致成果实际价值被严重低估的现状，分析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对提升高校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收益的激励作用。在梳理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激励政策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目前我国高校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普遍采用“先投后奖”和“先奖后投”两种模式，并分别以上海理工大学的“太赫兹”项目以及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瓷膜”专利技术作价投资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两种模式下高校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转化实操中存在的问题，即“先投后奖”模式下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现金奖励机制、资产管理公司自主经营决策机制不够完善，“先奖后投”模式下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分割机制、转化对象遴选机制和成果完成人（团队）内部收益分配机制够不完善；进一步针对完善上述机制提出具体对策思路和建议，为推动创新和优化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提供参考。     

技术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企业资源投入和组织激励为中介变量

旨在分析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运用来自广东地区17个市(县)中小企业的整群随机抽样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政府技术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资源投入、组织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通过两条路径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1)技术创新政策—企业资源投入—创新绩效;(2)技术创新政策—组织激励—创新绩效。同时指出企业资源投入和组织激励在技术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扮演着完全中介的角色。     

互补还是替代？——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以2009—2017年中国涉农企业为样本，在测算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发现：（1）自主创新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2012年实施的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对涉农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技术引进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呈现非线性影响，存在以自主创新为门槛的倒“U”型门槛效应；（3）在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呈现互补效应，且互补效应在2012年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后变得更为显著；（4）国有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大于非国有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能享受更多自主创新带来的红利，但国有企业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互补效应不显著；（5）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小于传统行业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自主创新为其带来的红利期较短，同时单纯技术引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农企业会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