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恋者”到“公共人”:论德育如何打破个体化桎梏

现代化的生活与教育在摆脱物质匮乏与精神束缚、培育公民个体性与自主性的同时,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思维与孤立化的学习风格。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公共人”的衰落与“自恋者”这一“个体人”的生成,进而阻碍新时代公民公共意识、公共德性与公共精神等的渐进与发展。对新时代德育建设而言,公共性的建构既在所难免又至关重要。因此,学校教育及其道德教育领域应积极寻求打破个体化桎梏的出路,承担起培育“公共人”的必然使命。道德教育应多渠道提升学校制度体系的公共性,建构公共参与的校园文化氛围,传递合作交流、自由公正等核心价值理念,更好实现“公共人”的培育。     

公共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何以融入公共生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政府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征的科学体系。以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准则。本文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和建立在此价值观基础上的公共性内涵,通过政府公共性危机阐述了公共性缺失的危害,除了公共人的培育就是要引导个体在个体性合理呈现的基础上,关注公共利益,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让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公民教育视野下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

公民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正是个体与共同体、个体与他人的相互性关系形塑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公民教育是在生活中"做公民"的教育,学校公共生活是培育公民的"苗床"。公民教育的实施需要对现实的学校生活进行改造,通过班级交往生活的建立、协商对话的形成、学校管理方式的改变以及体现公共性制度的建立等来建构一种健全形态的学校公共生活。     

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与公民品质的教育

公共生活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生活实践的基础和公共伦理的基础,使得学校公民教育能够在具有公共性的生活实践和伦理氛围中形成和发展。以公共生活为根基,学校公民教育可以更有效地培育学生的公民德性品质、公民民主品质、公民理性品质和公民行动品质。学校公民教育有必要建构一种以公共生活为核心的学校生活实践体系,包括协商对话、社团自治以...     

公共精神培育的目标解读及其启示

在社会生活日益分化为"公共性"与"私人性"且公共性生活领域不断拓展的现实下,需要强化培育公民个体公共精神的观念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培育公民个体的公共精神不仅有助于公民个体能够适应现实公共生活的要求,扮演好公共人的角色;也有助于实现公共生活领域的有序发展,使得公共利益与公共价值得以维护,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     

公共性向度的思政课教学探究

公共性向度的思政课教学是指培育学生的公共性价值观,促使学生立足公共性立场,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平衡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冲突,协调个体与公共之间的统一性,提升个人的公共参与素养。在现代多元价值观背景下,思政课教学要增强公共性价值观培养,使学生成为具有现代公共精神的优秀接班人。     

培育公共空间意识:公民道德教育的时代诉求——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说起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示一方面揭示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公共空间意识的普遍缺失。现今,我国现代化建设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国公民的公共空间意识仍比较薄弱,培养个体的公共空间意识是时代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呼唤。培养学生的公共空间意识,学校除了要重视专门的知识教学外,还要基于公共生活、通过公共生活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为此,学校需要确保学生的私人空间不受侵犯,同时确保学校公共空间的公共性,重视社区服务学习。     

叶飞：学校公共精神教育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叶飞在《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6期《学校公共精神教育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一文指出,学校公共精神教育需要充足的公共道德空间,并通过这个空间来促进人的公共道德意识及公共精神理念的发育。但是,从当前学校教育的实践来看,学校和教师往往更加重视个体德性的培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共德性的教育。这就造成了个体德性对公共德性比较严重的遮蔽,阻碍了青少年学生的公共德性精神及人格品质的健全发展。     

教育改革的价值基础:兼论公平和质量

中国30年来的教育改革,以不断渐变的方式完成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教育转型。教育的培养目标取向由国家、集体转向个人及私人家庭,培养"一代人"的具有共同性、集体性、民族性、理想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目标演化为个体性、私利性、竞争性、合市场性和全球性的劳动力或人力资源的培养目标;追求效益和素质的教育在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社会竞争中扮演了加速器的作用;教育的公共性以"公共产品"概念为基础,以个体的教育权利诉求和机会均等为本,在标准化、普遍化的"素质"和"质量"的追求中,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内在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却在不断消减。新的历史阶段,应正视现代教育的基本矛盾,以国家、民族、个人当下和长远福祉为出发点,排除资本市场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对公共教育的侵蚀,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     

疫情之下的公民品格教育

2020年的全民抗疫,既是对公民品格的检验,也是公民品格生成的现场。所以,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特殊"现场,上好公民教育这一大课。公民是个体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公民的个体性使公民区别于臣民,具有独立人格、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自由意识、法治意识;公民的公共性使公民区别于私民,具有公共意识、公共伦理、公共理性、公共责任和公共参与。公民的公共性由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扩展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使公民增添了生态公民的身份,具有生态意识。抗疫中公民所表现出来的品格状态,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和参照点。     

学校教育公共性的失落与回归

学校是公民社会的训练场,学校教育是“新人”了解自身与世界进而走向公共领域的重要准备阶段。学校教育的本质是公共的,它需要纯粹的环境对进入社会的新人进行培养,这种培养良好的人理应是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现今学校教育存在诸如公共道德、权威、公共交往、公共梦想等方面的公共性意义失落问题,恢复学校的公共性意义,突破口就是学校的公共交往。     

学校场域中公民人格的文化建构

人是文化的产物,公民人格的生成需要适宜的文化环境。在学校教育中,公民人格的建构遭遇着文化阻隔,表现为惟上惟权的价值取向对人的自主性的抑制、学校"差序格局"对学校公共性的侵蚀、学校人际互动的"私德"对"公德"的僭越等。学校场域中的公民人格建构应厘清教育价值,提升人的自主性;构建实践共同体,增强学校的公共性;划清"私德"的疆界,培育人的公共理性。     

论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实践价值与有效策略

“公共生活”是体现公共精神与公共性的学校生活。不同生活维度为学生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价值。可以说,私人生活是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伦理基础;集体生活是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锤炼土壤;“共同生活”是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信念保障。学校的公共生活不能脱离学校和学生的个体生活,必须使学生从参与班级生活做起,改变学校管理理念,从而有效促进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实效和热情。     

论学校教育作为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共同生活。公民是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得以成长。学校要实现公民培养的目的,不只依靠公民教育课程的知识传授,更需要依靠公民生活的滋养。只有过一种公共生活,才能够真正地成为公民。以公共生活的特性衡量和审视学校生活,学校不仅具有成为公共生活的可能性,而且因学校公共性的阙如,更具有成为公共生活的必要性。学校公共生活不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简单照搬,它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生活,其特殊性表现在:学校公共生活是一种"准公共生活",是一种以培育学生公共性为目标的"教育公共生活",是师生自觉建构的"好的公共生活"。     

公共教育视野中的教师思维转向

公共教育是具有公共精神、培养公民的教育,现代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彰显教育公共性需要教师确立以公共性思维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品格,改变个人教育观念中唯经验论的思维、知识论式思维与简单立场思维,确立公共视野、公共责任与公共理性,实现思维品质的公共性转向。从外部条件看,这种转向的实现要从以下几个层面作出改变:学校要改变自身的精神气质;教师教育要具有文化内涵;教师评价体制要凸显教师的主体性,引导教师树立公共性思维。     

论人的“公共性”品质培养的时代诉求及路径思考——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分析

以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论指导,思考人的“公共性”品质的培养,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新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分享、合作、共赢、包容”,其内涵包括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等思想领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人的培养赋予了新理念：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个体性,弘扬主体性,但更要培养人的公共性,塑造人的合作品质和共享、包容意识。教育实践中要注重对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品质的培养,超越以往教育中个体性和主体性的过度弘扬而产生的对公共意识的遮蔽,让学生树立“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和“休戚与共”的忧患意识,确立“仁爱相遇”的他者思维,建构“生命互涉”的共存品质和“命运与共”的全球视野,培养具有公共精神、合作共赢和共享品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控制”走向“治理”——基于“治理”理念的学校公共生活探析

随着当前教育领域中的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控制”为核心逻辑的学校公共生活模式遭受了愈来愈多的批判。在控制型的学校公共生活下,教师与学生之间所形成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灌输与被灌输的扭曲关系,它违背了学校教育的公共价值取向,阻碍了学校教育的民主变革,限制了学生的公民品质发展。与控制模式不同,“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它致力于解构学校组织中的权威主义、技术理性、强制灌输、心灵隔离等弊病,使学校公共生活回归到公共性与民主性的轨道上来。“治理”赋予教师与学生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治理权利,鼓励学校生活中的公民伙伴关系,从而使学校和课堂成为一个民主治理的空间,提升和扩大学校组织的公共利益,稳固而持久地培育学生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质。     

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

公民生活是一种公共生活,学校培养公民必须让学生过一种公共生活。学校公共生活是以促进学生公共性发展为目的,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公共交往而形成的一种教育生活。公共生活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有意识的建构。从实践的角度看,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需要以公约为规范,以公共话语为手段,通过公共交往和公共参与而实现。     

教师的法律地位研究

合理确立教师的法律地位,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保障,也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将教师作为与其他专业人员无异的一类群体,在法律地位上没有体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也没有呈现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性质学校教师群体的差异性,导致教师管理实践中问题和争议频发。教师职业源于现代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建立的需要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与其他类型专业人员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教师职业的公共性,而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性质学校教师群体的公共性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应以教师职业的公共性为分析基础,以公共性强度差异为划分维度,确立不同教师群体的法律身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师与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以公共性保障及其与自主性的协调为目标,确立教师的权利和义务,科学设计教师的法律地位。     

论庄子逍遥之境

庄子以齐物、道通为一扬弃存在的分裂;以齐是非扬弃道术为天下裂,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对存在统一性的追求。同时,庄子又区分了礼乐文明塑造的“我”与本真之“我”,反对遗忘本真之我,并将“独”规定为人的理想品格,其中包含着对个体性原则的注重。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之间的紧张显而易见。庄子以逍遥之论化解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之间的张力。逍遥既以物我合一为前提,又以自我为主体,并具体表现为个体在精神世界中的“独往独来”。在逍遥之境中,统一性的追求与个体性的承诺得到了双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