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境遇下的教师角色定位分析

教师是社会代表者吗？就此问题，有人从事实判断和价值要求上分析认为，教师无法完全成为社会代表者；有人则从逻辑必然性与价值抉择两方面提出教师应该成为社会代表者。作为一名曾多年工作在我国最基层的“政府官员”及现时学生，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无非是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教师这一职业及其定位作出了相应的回答，无可厚非。鉴于教师是否社会代表者一论事关教师的角色定位及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舆论导向作用，为不引起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混乱，稳定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秩序，笔者认为对此有必要从思想认识上予以澄清。     

矛盾境遇下的教师角色定位分析

教师是社会代表者吗?就此问题,有人从事实判断和价值要求上分析认为,教师无法完全成为社会代表者;[1]有人则从逻辑必然性与价值抉择两方面提出教师应该成为社会代表者。[2]作为一名曾多年工作在我国最基层的“政府官员”及现时学生,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无非是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教师这一职业及其定位作出了相应的回答,无可厚非。鉴于教师是否社会代表者一论事关教师的角色定位及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舆论导向作用,为不引起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混乱,稳定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秩序,笔者认为对此有必要从思想认识上予以澄清。在论述…     

尴尬的教师:当代教师社会角色的迷失

教师在制度型构下的社会代表者角色,在社会期待下的道德模范角色以及在自我反思下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在实然和应然的矛盾中遇到了尴尬。在当代新境遇下,教师要有意识去思考自身社会角色并努力重新建构,担负起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教育经纪人和有素养公民的社会角色。     

“模范公民教育”课程的规划与实施

“模范公民教育”是一种植根于素质教育内涵的个性化学校教育理念,是“模范教师”运用“模范课程”培养“模范学生”的学校教育工作系统。我们将“模范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设定为培养面向“模范公民”的“模范学生”,并将“模范学生”定义为：“素质全面、人格健全、基础扎实、乐于奉献的优秀学生”,并确立“三个模范”作为评价的要求,即做人的模范——具备信心、爱心、责任心;做事的模范——学会自理、自律、自强;学习的模范——践行主动学习、主动实践、主动探究。围绕上述办学理念与育人目标,我校构建并实施了“模范公民教育”校本课程。     

教师：一种悖论性的社会角色——兼答郭兴举同志的“商榷”

“社会代表者”不是一个精当、有效的社会角色概念。教师既不应成为“纯粹的”支配阶层代言人，也不应成为“纯粹的”公共知识分子。教师所应、且所能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半支配阶层代言人半公共知识分子”。支配阶层与公共社会的双重角色期待所造成的“教师角色扮演困境”是导致教师社会角色具有悖论性特征的直接缘由，教育自身的适应与超越之矛盾则是教师社会角色具有悖论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课堂教学中的规范控制

所谓控制,即互动双方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所施加的制约性的社会行为。课堂教学中的控制主要指拥有优势文化地位的教师对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学生所施加的一种制约性课堂行为。教师通常被奉为社会代表者,这预示着教师文化地位上的优势,也宣告学校生活中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学生在学校中处于作为社会代表者的教师控制之下,……学校对学生的影响具有‘系统性’与‘可控性’。”[1]学校对学生施加的这种“可控性”影响是通过教师来实现的。于是有学者说“控制乃课堂行为的社会学本质”。[2]规范,是对人的行为在范围、方向…     

论教师作为社会代表者——与吴康宁教授商榷

本文从历史逻辑和价值选择的角度论证了教师作为社会代表者的必然性和具体内涵，并就教师如何扮演好社会代表者这一角色，提出了几点建议。     

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模范公民

模范公民就是要具有“三性”:先进性,即符合国际化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规范性,符合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显现性,能够落实在任何时间的一切社会活动中,做“求知的模范,进取的模范,生活的模范,爱国的模范”。     

师德建设应着眼于提高教师的公民道德水平

教师首先是公民。要当好教师先得做好公民。衡量师德的标准基本上就是公民道德标准。师德建设应着眼于提高教师的公民道德水平,而不要把教师神圣化。教师历来被人们捧得很高,这并不好: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二是容易导致社会对教师的评价走样,三是容易导致教师心理失调。其实,教师只要能像普通公民一样,严格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所要求的去做,且做好,就不愧“楷模”二字了。真能做到这点,广大教师就可以从神圣的光环中解放出来,轻轻松松教书育人。教师要怎样才能成为实践《纲要》的模范呢?一言以蔽之:知行合…     

教师是谁--与吴康宁教授对话

吴康宁教授先后在《教育研究与实验》2 0 0 2年第2期 ,2 0 0 3年第 3期发表《教师是“社会代表者”吗———作为教师的“我”的困惑》、《教师 :一种悖论性的社会角色———兼答郭兴举博士的“商榷”》 ,探讨、澄清教师是谁的问题。本来 ,无论就法定的文件 ,还是就教育理论而言     

试论义务教育治理中社会组织的构建与运行

义务教育治理是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作为三方主体共同管理义务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在“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公民应遵循政府指导规范运行、扎根公民服务社会、合理分类提高素质和维护权益促进公平等原则,构建教育基金、教育质量评估、教育督导、家校社区合作、教师专业培训和教师行业协会等专业和非专业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法律和组织章程的框架下,明确自身的社会角色,与政府和学校协商协同、互补互推,发挥建设社会、服务社会和维护正义的基本功能,最终建立义务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治理机制,进而达到“善治”的目标。     

公共领域下中国公民与政府的互动逻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是反映社会空间独立与主体自治性程度的一个重要分析维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以国家权威为主导的统治力量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关系演变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受到传统体制和文化观念等共同作用,官民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根深蒂固,这导致中国公民缺乏与政府互动的一个对等性平台。在当前社会不断分化、利益表达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有效整合是官民良性互动形成的一条合理路径。     

陶行知与乡村师范教育

民国时期,仁人志士抱着教育救国的教育理想,期望通过教育改造社会。陶行知通过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培养知行合一的推动乡村社会变革的领袖教师。陶行知的乡村师范之主旨是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陶行知开展乡村师范教育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寄希望于通过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乡村教师,从活的乡村教师产生活的乡村学生和未来活的国民,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陶行知的乡村师范教育实践与思想对当今乡村师范教育乃至乡村社会改造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包括国家在制定师范教育宏观政策方面应加强对乡村师范教育的支持;师范院校需要推动师范教育课程变革,为乡村教育乃至乡村社会发展培养高质量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氛围,培育师范生浓厚的教育忠诚。     

The Ethics of Social Cohesion

With trust as its antecedent, social capital comprises the potential capacities of a people to prosper. Building on the presence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cohesion involve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ethics and constitutes the level of realized propensity among citizens to engage in virtuous behavior for the common good. This theory elaboration asserts that social cohesion is defined largely by the autonomy of the individual to do good across group dynamics a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act in a way that is beneficent to society as a whole is the degree to which we could say they have been "cohered" to that society.     

教师课堂行为对学生公民权利意识形成的影响研究

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公民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之源,课堂中的言语行为对学生公民权利意识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文章从教师课堂行为入手,分析了对学生公民权利意识的影响在具体的课堂生活实践中的体现,并就课堂上如何有效地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公民权利意识,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Racialised entanglement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isation and problematised immigrant schoolchildren: crafting a Danish welfare nation-state, 1970–2013

Abstract

Modern welfare states emerged as a response to the social question and were crafted through the educationalisation of society engendering a need for a variety of professionals who could take care of citizens of concern.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social question in a post-1970 Danish context of a growing non-western immigrant and refugee population and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attention paid to the presence of immigrant schoolchildren as a new social problem. In particular, the article takes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e educationalisation of this new social problem, often referred to in terms of “integration”. Hence, it examines the dispositions and capacities of teachers imagined to handle immigrant schoolchildren as objects of educational and societal concern. Moreover, it explores how these entangled processes of educational problematisation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isation embedded in visions of good citizens and a good society, ultimately fed into the crafting of a post-1970 Danish welfare nation-state. Deploying a governmentality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diachronic reading of three professional journals specialised in the topic of the education of immigrant schoolchildren (1980–2013), supplemented by the annual reports of the Royal Danish School of Education (1970–2000).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crafting of a Danish welfare nation state between 1970 and 2013 crystallised in entanglements of subtly racialised professional subjectification and educational problematisations of immigrant schoolchildren, inextricably linking public and individual welfare to citizens practising a “Danish way of life”.     

我国教师身份认同流变的因素性历时趋向

通过对先秦至今支配阶级、普通社会民众、教育思想家和教师眼中教师身份认同流变的系统历史考察表明,我国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历史流变在因素维度上,大致呈现出如下特征:支配阶级眼中的教师身份认同流变经历了一个由尊宠依赖到控制依赖再到协商依赖、由单一取向到两极取向再到多维取向的演变过程;普通社会民众眼中的教师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支配阶级到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阶级再到普通民众、由自决生成到官方派生再到自我确证的演变过程;教育思想家眼中的教师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由自负任我到自主利他再到自由为我、由普世观照至系统关注再到局关爱的演变过程;教师自身眼中的教师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由社会代表者到职业工作者再到日常生活者、由文化符号到文化中介再到文化交换的演变过程.     

论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是指特定社会和国家的人们在对某种社会政治体系及其理论学说认同、信服和敬仰的基础上,进而奉为自己言行准则并身体力行的精神体系。政治信仰在社会的政治系统中隶属于政治文化,不同的政治文化会孕育和形成不同的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意识形态的主导成分之一,是意识形态中的“集体无意识”,它通过这种“集体无意识”表现出对社会的强大的凝聚、控制、导向和感召功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现实的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上升到政治信仰的高度,才能在实践中加深理解,自觉贯彻,身体力行。     

社会学视野下学校考试对班级的影响

考试作为教育评价的主要手段,对班级的影响具有其社会学意义。教师与学生在社会身份、文化资本、人际交往等主要维度上居于班级组织社会结构的两极,因而构成了班级社会最基本的两大结构要素。从教师和学生这两大结构要素来透视学校考试对班级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针对考试对班级造成的消极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此来加强班级建设。     

“大学之道”对建构当代大学精神的意义

《大学》对于塑造当代大学的大学精神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明明德”和“亲民”的“纲领”分别对应于“追求崇高”和“勇于担当”的大学精神。“明明德”要求在教学和科研中应当具有追求崇高的精神：道德的崇高和知识的崇高;“亲民”要求大学师生应当具备科学精神、公民素质,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担当意识。大学要主动服务社会,转化知识、促进教育。二者相辅相成,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