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辨证

“巴蜀文化”应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巴蜀文化”,即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的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其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前后延续上千年。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诸族群的文化、并形成巴蜀文化区,是建国以来两周考古的一大收获。“广义的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经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及价值判断

“经学文化”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它是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文化人所确认的、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包括一系列著作所构成的文化体系。“经”是指被尊为典范的著作。春秋战国时代,流传有各种各样的“经”。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新的内外形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到这时,儒家的经学     

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的“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2年 10月 2 5— 2 7日在四川成都召开 ,来自北京、陕西、重庆、四川等地的专家学者 5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 50多篇 ,就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学术新成果。1 巴蜀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巴蜀文化的界定标准巴蜀文化是长江中上游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吴庚舜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认为 ,巴蜀文化和齐鲁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湘楚文…     

漫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

本文所说的“巴蜀文化”,完全是地域文化的概念,是指发生在巴蜀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因此,它既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也有别于经学与训诂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蜀学”。我们所说的“巴蜀文化研究”,不仅包括四川的考古学、蜀学,还包括四川的历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医学……,总之,四川所有的学术文化研究及其宣传保护工作,一并包括其中。     

杜维明教授、吴光教授对话“百年儒学的命运与前景＂

2012年11月21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和国际儒学联合会合作举办、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承办的“清源国学讲堂”第三讲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逸夫报告厅举行。本讲主题是“百年儒学的命运与前景”,由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与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教授以对话形式合作主讲。杜维明和吴光教授分别就百年儒学的命运、“儒学复兴”的标志、“儒学复兴”的推动、儒学经典教育、儒学核心价值、儒家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及儒学的前景诸问题,     

论中国古典主义散文的强势传统

从唐宋古文运动到明代秦汉派、唐宋派,清代桐城派,中国古代散文的古典主义传统特别强大。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儒学独尊的结果,是孔子开创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典主义文化大传统影响的结果。     

第二期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工作坊——“三教视域下的儒学缄默维度”

<正>2021年11月17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张昭炜教授召集的第二期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工作坊“三教视域下的儒学缄默维度”专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魏道儒研究员、金泽研究员、赵法生研究员、李建欣研究员以及武汉大学钟年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三教视域下的儒学缄默维度”主题,     

复旦大学林宏星（东方朔）教授苟学著作

林宏星（笔名：东方朔）教授,1963年生,江西寻乌县鹅湖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邯郸学院“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宋明儒学、先秦儒学与当代新儒家。     

论澳门地区汉族的形成和儒学的传播--兼论澳门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中原的关系

澳门特别行政区自古是中国的领土，与广东省关系密切，文化面貌相一致。它是古越(后称百越)族的分布地，至秦汉时期与华夏族在经济、文化方面有所交往，约至东汉时期融合为汉族。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在东汉至三国时期才传播至澳门地区。魏至清代汉文化广为传播。近代澳门受到西方葡萄牙文化影响，但儒学文化仍流传不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后，在“一国两制”治理下，经济、文化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新局面。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秦汉间的大变局中与时俱进,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常道”,如崇尚道德、仁爱精神、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等等,同时也有所“损益”,实现了儒家文化与“汉承秦制”的整合。这为我们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且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和创新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     

试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异化"

孔孟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资本主义因素有很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而且反映了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进步要求,正如西欧封建社会的文艺人,启蒙运动等思潮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时代要求一样,然而,秦汉以后的儒学出现了“异化”的趋势,这种“异化”的儒学完全背叛了孔孟儒学的民主精神。     

由秦汉瓦当铜镜铭文论宋儒“无极”概念

秦汉瓦当、铜镜铭文中屡屡出现的“无极”语汇,兼有天文术语和世俗观念两种含义,可能是北宋新儒学“无极”概念的语源之一.周敦颐有可能受其启发,最终将“无极”转化提升为义理、哲学概念,在整部儒学史的形上学建构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秦汉的四大兵种

“轻车”、“骑士”、“材官”、“楼船”是秦汉时期的四大兵种。“轻车”即率兵，“骑士”即骑兵，“材官”为步兵，“楼船”为水兵。由于车战已衰落，秦汉时期，车兵的数量越来越少，一般情况下与步兵合编。骑兵和水兵依靠马政和造船业的发展，数量也有限。因此，秦汉时期步兵为作战主力，人数也最多。当时的步兵又分轻装步兵、重装步兵和弓弯兵数种。从地域看，秦汉时期，骑兵多在北方陇西、金城、河东、上党一线；步兵和车兵主要布防于中原及巴蜀一带；水兵多出在江淮以南地区。西汉以后，官府致力于造船业，所建楼船高十余文，有三、四…     

古蜀文化与三星堆“神乌扶桑”新证——兼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学界提及“巴蜀文化”者,多将巴与蜀一以概之,却皆重在“蜀文化”的研究。考察史料,“巴蜀文化”应有更为明确的区分,或以古蜀文化、古巴文化、狭义巴蜀文化、广义巴蜀文化各自为题更为客观。对古蜀文化的研究应着眼于春秋及以上,瞩目于“蜀”,关心古蜀、南亚、黄河流域三者之间的交流,此或是未来古蜀文化研究重点之一。蜀地出土文物与现存文献之间的联系亟待打通,就三星堆而言,其“青铜神树”与《山海经》文献记载之“神乌扶桑”之间或有着亟待解开的隐秘联系。《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就古蜀文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旧材料研用之“新”门径。     

论巴蜀文化研究取向

当代巴蜀乡村文化、巴蜀乡村经济面临文化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挑战,探索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乡村经济建设模式——“巴蜀模式”及与本土文化经济相匹配的巴蜀乡村现代化道路,理应成为巴蜀地方文人及学者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的新的研究取向。     

略论南诏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南诏与巴蜀间的民间交往、民族迁徙、军事冲突及文人间的学习和交流,使巴蜀文化成为南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又因南诏文化与巴蜀文化有相同的文化渊源和相似的文化土壤,促使南诏在“盛唐之音”氛围中,大量汲收巴蜀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地方特点的南诏文化     

滇和巴蜀的汉化过程分析

滇和巴蜀是我国起源较早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中原汉族很早就有着自然的交流.然而,战国秦汉时期两者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本文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论述滇和巴蜀之汉化过程,并分析两者汉化不同特点之原因.     

巴人的流徙与文明的传播

巴人起源于汉江上游,流徙往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乃将文明传播到广大的西南地区,以致西南三地在商代西周时形成了基本面貌一致而根本属性相同的“巴蜀文化”。至春秋战国时代,分居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巴人因“居峡而峡”、“居蜀而蜀”的长期发展,乃分别创造出看似“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巴国文化和蜀国文化。巴人的流徙和分居以及相伴的文明传播和文化发展,不仅使得当时广大又荒僻的西南地区受到文明之光的普照,而且为中国在秦汉时期实现天下统一、建成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而文明富强的封建大帝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交错”与“交感”的交汇-试论柳宗元、周敦颐哲学思想的一些联系

柳宗元周敦颐都是在永州成熟、成长起来的哲学家，柳宗元对秦汉儒学进行了总结，周敦颐是宋代儒学的开山祖。柳子的思想学说为周子的性理学说扫清了理论障碍，永别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他们有深刻影响，永州是秦汉儒学和宋新儒学的终始地。柳、周两子的哲学都是以《周易》作为思想基础，阴阳二气的“交错”与“交感”命题源白《周易》。宇宙生成论是相近的，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周子还提出阴阳互为依存并互为转化。他们的宇宙现对思想法释的进路和对象不同，取“道”不同；柳子诠释的是政治哲学，取的是为政之道、济世救民之道；周子诠释的是伦理哲学，取的是成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