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天职:以真实弘扬道义

偶然在《新闻记者》读到余秋雨在唐宁新闻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以真实来弘扬道义》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余秋雨说：“媒体之中的人有时候还不太注重真实。报纸是新闻媒体．大家把你当真实的源头（但是有的报纸却传播着各种各样的谣言。政治上的谣言在我们中国媒体当中不多，经济上的谣言也比较困难，比较多的谣言是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这两个领域谣言特别多。” 确实如此，《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０年８月７日第２版刊登的“入选三甲被逐三峡，落标产品浇铸大坝”一文。存在严重失实，造成严重影响，又不得不…     

论编辑失当

编辑工作面对千差万异的作品和作者 ,从事着严格的科学性和独到的创造性劳动 ,编辑工作中的闪失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编辑得当与失当在编辑活动中并存 :有编辑得当的惬意 ,也会有编辑失当的遗憾。据报载“赵兰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出版曾经历了一番磨难 :书稿先是被一家出版社拿去 ,不料编辑左删右改 ,被弄得不像样子。余秋雨赶快追回 ,伤心至极。……”（见《报刊文摘》１９９７年１月２日）另 ,潘知常在《学术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５期５０页注解中特别指出了他的《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一文原标题发表时被编辑改…     

坚持党性原则扫除“客里空”歪风(二)

“客里空”与作者“客里空”稿件的出现,责任首先在作者——记者、通讯员、自由撰稿人。这里有认识问题(某些编辑也有这种认识问题):不了解新闻不同于文学艺术作品,新闻不仅要讲求本质的真实,而且要求所叙述的每一情节都是真实的,不允许搞合理想象、虚构夸张。鲁迅1933年12月在《书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后者须实有其事,而(文艺)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鲁迅还说,文艺作品中写人物,可以“杂取种种人”。(《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     

余秋雨首次开口说文革旧事 我不是“文革余孽”

近来,对著名学者余秋雨的各种批评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新千年伊始,青年学者余杰的新作《想飞的翅膀》出版,对余秋雨的批评再度升级。余杰在新作中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批评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余杰自称别人的批评没有批到点子上,没有真正的力度,“我觉得我自已这篇文章比他们一本书的分量都要重。”本刊特约撰稿杨瑞春日前对两位当事人进行了独家专访另外,余秋雨先生独家授权本刊发表他就余杰的批评致余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思想旅行记——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说,他是在做学问做得感到单调窘迫沉重之后,在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运行的装束,开始他的“文化苦旅”的。 单单看目录,我们也许会把它看作我们常常见到的那种一般的又是正宗的游记,你看:《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三峡》、《庐山》……这不是游记又是什么呢?是的,《文化苦旅》是游记,是作者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地的文字记     

“实际恶意”与“微罪不举”——公众人物诉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

真没想到经历了文化苦旅、无限风光的余秋雨连续打赢了两场笔墨官司后，2003年在“官司苦旅”中吃了个“败仗”。研究文坛“余秋雨现象”的《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发表了《文化中的文化》一文(见《书屋》2000年第2期)后，余秋雨于2003年2月向北京东城区法院起诉，称肖文中“(余秋雨)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     

“客里空”与作者素质

“客里空”稿件的出现,责任首先在作者——记者、通讯员、自由撰稿人。 这里有认识问题(某些编辑也有这种认识问题):不了解新闻不同于文学艺术作品,新闻不仅要讲求本质的真实,而且要求所叙述的每一情节都是真实的,不允许搞合理想象、虚构夸张。鲁迅1933年12月在《书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后者须实有其事,而(文艺)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鲁迅还     

艺术地再现生活真实——电视散文栏目《人生TV》创作及定位的再思考

青岛电视台《人生TV》是一档电视散文栏目,自1995年创办起,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究其成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得益于“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这一栏目定位。一、“生活的真实”问题。著名学者余秋雨这样论述:“严格说来,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一定包容着健全的眼光和见识,连接着对人生的品位和思索。”“归根结底,艺术所拥抱的     

庸俗异于通俗

默多克是世界头号传媒大亨,他拥有的英国《太阳报》是西方头号走庸俗路线而大赚其钱的报纸。《默多克传》的作者威廉·肖克罗斯直言不讳地说:“《太阳报》是一个产生神话和财富的地方,在这里幻想代替新闻,谎言代替事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惟一真实的就是:这个地方有金子。”     

关于成就报道的几点思考

“批评报道不如成就报道好写”,这是对成就报道的一种错误认识。说成就报道好写,无非是说成就报道是说好话唱赞歌,人见人爱,又合时宜,好话谁不爱听? 成就报道果然是这样的“香饽饽”吗?不。下面想就些谈谈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鲁迅：世故三味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新闻角度刍议

“口子要小,角度要新”,这是我国新闻界的一句行话,本文不谈“口子”,但说“角度。所谓“角度”,这里是指的新闻角度。在《新闻工作手册》中是这样解释的:“新闻角度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和写作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作者要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采写出真实而又生动的新闻报道,就必须选择新闻角度”。     

“实际恶意”与“微罪不举”：公众人物诉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从两起名誉侵权案件谈起

真没想到经历了文化苦旅、无限风光的余秋雨连续打赢了两场笔墨官司①后，2003年在“官司苦旅”中吃了个“败仗”。研究文坛“余秋雨现象”的dE京文学》编辑肖夏林发表了《文化中的文化》一文(见《书屋》2000年第2期)后。余秋雨于2003年2月向北京东城区法院起诉，称肖文中“(余秋雨)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     

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余秋雨现象再批判》

刘朝报道:批评比创作热闹,这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坛有目共睹的事。继去年9月编辑《余秋雨现象批判》之后,湖南文学评论家余开伟(愚士)近日又编辑出版了一本《余秋雨现象再批判》。该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洋洋30余万言,从篇幅上看,《再批判》比《批判》更具有声势,更受人关注。在《批判》一书里,大到体裁、语言,小到构思、用典,甚至对“余秋雨其人”,批评家们都曾丝毫不留情面。但较《再批判》而言,这似乎还是算比较“温和”的。从收录的文章内容来看,《再批判》显得更加丰富和具有震撼力。该书开篇就以《余秋雨散文透     

答余杰先生

余杰先生:您好!我还在“千禧之旅”途中。回国后接到的电话多数都提到大作《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今天又有一位记者远道送来了复印件,拜读了。大作的标题是第二人称的问句,我理应作个回答,也感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细读大作,您要我忏悔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石一歌”,二是《胡适传》,然后归结到整体表现。略作说明如下:一、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搞错了。     

谁来保护新闻造假事件中的公共利益

前不久,《家庭》杂志因刊载假新闻《斗智斗勇:女记者与“狼”共穴61天》(以下称《共穴》)而向山西省记协道歉。作者季风振振有词——文章“内容没有损害任何一位记者的声誉”;而编者代表称:作者“用当事人的假照片蒙骗《家庭》杂志社,我们也是受害者”;作为山西省新闻工作者的代表,省记协负责人说:“山西没有的事,而《家庭》杂志却做了特别报道,我们要发表声明和公告,并将诉诸法律。”相关主体纷纷亮相,作者申辩,编者诉冤,被报道者主张权利……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里还缺少了两个最重要的主体——广大受众和媒体行业。 试问:被欺骗的受众,他们从新闻媒体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应     

“论说”

《论说》是《文心雕龙》第十八篇。作者把论说分开来讲,认为“论”着重在发挥理论:“说”着重在打动人,要说得动听。这也由于论和说的来源不同,“论”是从诸子的学术文章来的,“说”是从战国策士游说之词来的,“论”偏重在学术,“说”更要讲究技巧。但这两者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确的。此方《孟子》是“论”,但其中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引用齐宣王不     

“数字最具雄辩”质疑

新闻的生命是真实,真实的本源是事实。早在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创办《政治周报》时,在“发刊理由”中写道: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是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州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余秋雨和他的散文新选本

近几年来,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等职务,潜心写作。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历史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在国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了系列性的文化散文,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为当代中国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到目前为止,余秋雨已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即《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和新近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秋雨散文》。对后一本集子,作者特别偏爱。在《文明的碎片》的序文中他就说:因为谢绝了一些出版社的出书要求,已经得罪了不少人,“我只同意我家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出我的一个较为完整的     

建议多听批评意见

读了1992年第5期《新闻记者》“一张新闻照片,三年新闻官司”一文的最后一节说,审理案件“要充分考虑到我国新闻立法的现状和人们对新闻舆论尚不适应的心理。”其表现为有单位“能吹不能批”,对表扬报道怎么拔高也不过分,对批评稿细微末节的出入耿耿于怀。这段话,正好说明新闻确有表扬稿拔高、批评稿出入的情况。报刊登了有出入的文章,读者提出批评、解释、申辩,或诉诸于法律,应当说是正常的,也是读者的权利,不宜一概说之为“人们对新闻舆论尚不适应的心理”。读者发表意见或提出批评,编者和作者应当欢迎,不宜说人家是“求全责备”。以我接触到的一些实际看,报刊编者只能听好话,不能听批评意见或不同意见的情况并不少见。《半月谈》曾登过一篇认为群众来信越多越好的文章,观点是不全面的,我以工作实际总结的经验体会写了一封信给《半月谈》,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