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朝东南督抚贪腐案看海疆社会经济秩序

清代东南诸省在开禁后与海外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东南督抚因担任海疆守土重任并兼管海关等事,事巨权重。乾隆后期一系列东南督抚腐败案件的连接出现,其反映的不仅是吏治问题,也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和环境等问题。督抚贪腐所得及其投资意向乃至消费习惯等都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清"东南互保"前期地方对外政策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走上了对外宣战的道路,而地处东南的督抚们根据地方实际需要和全局形势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央的对外政策.这种全新的自主外交方式虽"背经离道",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近代的地方外交交涉机关

中国近代地方外交交涉机关的存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南北洋通商大臣、地方督抚与海关道一起形成了清朝政府对外交涉的三位一体体制 ,地方督抚处于这一体制中的核心地位。1910年 ,清朝政府在有交涉省份设立地方交涉使司 ,以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 ;1913年 ,北洋政府则撤销各省的外交机关 ,建立直属中央和地方交涉机关 ,但地方交涉机关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局面并没改变。地方官员办外交 ,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末地方权力扩大问题初探——以地方督抚为例

清末,由于传统的专制型权力结构被动摇,地方督抚的外交权、财权、军权不断地扩大,最终形成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集团,这就加速了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造成了王朝的体制失控。     

对晚清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消长的再认识

清王朝中央集权制危机始于太平天国起义。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势力逐渐崛起，渐成尾大不掉之势。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及地方督抚更是挟洋自重，扩展势力，俨然成为集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军阀，地方独立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发展到庚子之悔。督抚公然抗旨，造成东南互保，划界自守的局面，标志看晚清外重内轻政治格局的形成。清廷在其统治最后的十年被迫实施新政，进行官制和军制改革，企图藉以重新集权，但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分配及关系调整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业已长期存在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清王朝的土崩瓦解。     

论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前后 ,地方督抚权力不断增长 ,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能够左右清廷政局的政治力量。晚清督抚不仅积极倡导新政 ,参与新政决策 ,还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君主立宪制的推行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形成“督抚新政”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威和政治信誉的下降 ,而地方督抚较之中央具有更多易于变通的因素 ,加上因民族危机、统治危机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激发了督抚自身思想的转化 ,使其对清末新政的领导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清末协饷与四川盐政权利的扩大

从围绕川盐济楚的存废和云贵协饷支付问题可以看出,清末各地督抚之间,围绕跨区域的财政利益的争执中,中央政府指令的协饷任务成为了地方督抚争夺财政利益的理由。中央也由此保持了一定对享有空前财政权限的地方督抚的影响力。为了扩大自己的财政利益,地方督抚也尽可能响应中央的协饷指令,并将承担协饷视为一种获取财政利益的依据而设法保持。通过配合中央的指令获取扩大财权,成为了地方督抚和中央政府的一种政治交换。     

东南互保和几种政治势力

1900年是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召开及“东南互保”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在这一年中,汪康年派、东南督抚及帝国主义势力都与“东南互保”发生着多多少少的联系,在这几种政治势力的作用下,“东南互保”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试析

戊戍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浸及冀、豫、晋、陕诸省。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出兵干涉。长江以南出现地方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在列强操纵下实行“东南互保”的分裂局面。清廷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其政权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于是,逃亡海外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皆乘机振作,活动频繁。     

张人骏其人及其对新政的态度

清末新政时期,张人骏一直出任地方督抚大臣。张人骏对于新政的态度颇为复杂,尽管内心并不赞成,但因职责所在而实际上又不得不推行。尽管如此,张人骏在各处所办新政也并不纯属表面文章。事实上,无论是办学堂,派留学,练新军,还是筹办宪政,张人骏在各省督抚任上均按部就班进行。山东、河南、山西、广东与江苏宁属地区的新政,实际上并未因张人骏担任督抚而受阻。推行新政的地方督抚情形非常复杂,可见清末新政改革的艰难历程。     

试论义和团时期东南各省的相对平静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东南各省仍然保持着相对的平静。究其原因,政治上的因素固然不容忽视,但历史经验及独特的社会环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使东南民众厌恶战乱,渴求和平,注重于对实利的追求。这也直接促使了东南诸省督抚做出了“东南互保”的决议。     

清末武举制度废除与地方督抚的关系

清朝末年,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地方督抚的权力开始膨胀,打破了清初的绝对皇帝权威,他们开始对旧有的武举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举的存废问题上与清朝中央势力展开三个阶段的争夺：其一,督抚上奏,谨慎处理;其二,危机重重,有效采纳;其三,困境革新,废除武举。最终,清政府在地方督抚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武举制度。     

督抚制与中央—地方权力之争——以晚清督抚势力的崛起为视角

督抚制度形成于明代,发展和完善于清朝初年至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可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势力。清末督抚势力的崛起是形成近代军阀割据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直接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的走向。     

“东南互保”原因浅析

1900年夏季,在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之际,在南方,由美国策划,大买办盛直怀穿针引线,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络东南各省督抚,派员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中西宜议订保护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出自西方列强和东南督抚的共同需要,也是当时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的产物。（一）英国策划“东南互保”的原因英国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得利颇丰。长江流域实际上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在此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     

浅析“东南互保”

鸦片战争以后．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这一地区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此外,东南地区地方权力也随着国家对这一地区控制减弱而不断膨胀。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最有实力的汉族督抚都曾坐镇东南,使这一地区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对外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1900年3月,义和团运动自山东北上,发展到河北、天津、保定一带,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     

试论雍正朝的拣选分发制度

为了整顿地方吏治,雍正一朝曾大量拣选官员分发至各省委署试用。该办法被雍正帝称作“观政学习之法”而大范围推行。由于雍正帝仅将该法视为一种临时性和权宜性的措施,因而拣选分发制度在雍正朝有效地弥补了月选经制只能为人择缺、不能为地择人的弊病,为督抚题调要缺储备了人才。分发试用人员在委署过程中锻炼了吏才,熟悉了政务,也弥补了科举制凭文取人、所学非所用的弊病。但该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和地方督抚的严密配合、对属员的密切关注和考察之下的,因而其有效性和持久性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到乾隆中后期,该制被极大推广,大量捐职人员发往地方委署试用,最终造成地方铨政的紊乱和督抚权力的扩张。     

晚清广东地方督抚对外交涉权限演变探析

晚清时期,因清廷始终奉行"外交在外"的政策,地方督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涉权限。广东作为清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其地方督抚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清朝外交体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将选取广东地方督抚这一典型,通过梳理两广总督及广东巡抚不断扩大的外交权限:监管口岸通商、处理通商案件、处理教案、订约、换约、租借交涉、华工交涉、筹议设领事、边界会勘、司法交涉及矿务、铁路等诸多方面,指出晚清时期广东督抚交涉权限的演变特点,分析产生这种权限扩大和权力下移的深层原因,即是传统观念及制度的影响、西方列强的入侵致外交事务纷繁及督抚个人才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而总结督抚权限的演变为清廷中央政权的统治所带来的利与弊双重的影响。     

清季督抚幕府改制与近代地方行政体制变迁

督抚幕府是近代中国地方政治的中枢，在近代地方行政体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咸丰朝太平军兴后，督抚幕府作为清代幕府制度的重要层面，在机构组成、职能、人事任用诸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大大突破了清幕府制度的原有框架，孕育生长了以督抚为中心的新生幕府官僚体系，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领域拥有空前的控制力，实为近代地方行政体制演化之关键环节。     

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

庚子年(1900年)间,上海报刊时论凸显出一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和东南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张謇作为江苏和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代表,他在庚子年向东南督抚的陈言献策中,也显露出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特别是他提出的"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论,是一种深涵政治哲理的时局观,它为我们考察张謇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晚清督抚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督抚制度起源于明朝初年。清沿明制，督抚制度趋于成熟。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传统的督抚寄权体制遭遇了空前的危机，不得不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督抚作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引人注目，成为权重一方的地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