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中国问题之解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各种救济中国的理论、实践中,梁漱溟独树一帜,他认为中国问题是一严重的文化失调,要走一条“民间道路”,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直到二者没有分别,中国问题就算解决。本文对梁漱溟的“中国问题之解决”理论作一简单概述,包括中国问题是什么?中国问题靠谁来解决?怎样解决等问题,使读者加深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看"三农"问题

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建设农村的观点。时至今日，这些观点仍有助于人们超越经济和政治视角的局限而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当前“三农”问题，从而获得对“三农”问题全面深入的客观认识。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梁漱溟的宪政之道

梁漱溟可谓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最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社会政治活动家。在中国现代第三势力的人物谱系中,梁漱溟对宪政的“西方意义”、“中国意义”以及中国走上宪政之路的困境和出路均提出了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今天重温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大有助益。     

关于梁漱溟与"冯友兰现象"

梁漱溟在屡次运动冲击下,从“自以为是”变为承认自己“一无是处”,从“我应该引他们回到解决问题的路上”,变为“只有甘心情愿尽力拥护政府提出的一切运动——包括批判我的思想运动在内”,从“新孔学文化思想”变为肯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同样落在“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冯友兰现象”中。梁氏与冯氏在国家的强权面前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自己忍受侵害而不反抗,也对侵害他人现象保持沉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梁漱溟的率真

梁漱溟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一生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另一个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他率真的个性影响了他自己整整一生。     

试论民国时期梁漱溟宪政态度之转变

梁漱溟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探索，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梁氏是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后期则是冷漠。其客观原因在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所刺激，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怀疑思潮所影响；其主观原因在于梁氏认识到了仿效西方宪政之路在中国行不通。     

作为教育家的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尤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他对毛泽东的那次“公开发难“.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发言说:“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毛泽东听后大为震怒,直斥其为“骗子“、“野心家“、“伪君子“.但梁漱溟面对这一顶顶足以将他的政治生命置于死地的“帽子“,非但没有认错,反而在其后的会议上继续质问毛泽东:“我还想考验一下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这样做的后果可以想见,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漱溟滚下来“的吼声就已经将他淹没,一场深揭狠批梁漱溟的运动也就自然在等着他了.……     

试论民国时期梁漱溟宪政态度之转变

梁漱溟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探索,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梁氏是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期则是冷漠者.其客观原因在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所刺激,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怀疑思潮所影响;其主观原因在于梁氏认识到了仿效西方宪政之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位中国"本土"心理学家的思想丰碑——评《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研究》

《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研究》一书是柳友荣教授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研究的结晶。本文从五个方面对这部专著作了评价,并且认为这项研究代表了我国现阶段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如果是这样一种疑问，恐怕大多数年轻人都很难回答出自己的那份答案。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问题，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种种的问题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对未来，是失望还是期望？最近，再次读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我感慨颇多。[第一段]     

青年梁漱溟

大约十六七岁,梁漱溟认为,世界的好或不好,无非是政治问题;倘若施行共和制度的话,那么,不仅这个老大帝国必将实现新生,举凡社会之病痛、人生之缺如,亦将得以大致圆满之解决(《梁漱溟自述》)。然而,十八岁以后,他开始了人生真相的追问。他发现,任何政体、乃至任何人间的努力,都无法改变生老病死的普遍命运;在终有一死面前,一切乐趣如同梦幻泡影;因此,这个世界苦海无边,谈不上什么好或不好……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而且是一位在近代很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在多年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一、创造教育梁漱仅面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教育的呆板、机械,甚感忧痛,曾叹息地说：“可惜人类直至于今,仍然忽视创造,亦就不看重教育,人类生命的长处,全被压抑而得不到表现。”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创造,因为人是有智慧的生命,有智慧就能创造。他还进一步从进化论作了阐述：“全生物界,除去人类,却已陷于盘旋不进状…     

梁漱溟:自学成才的中国大儒——评《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毕生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由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历时27年编纂、5次增删的最后定本《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是在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之际出版的。本书也是目前梁     

探寻梁漱溟和陶行知能内心世界

民盟的前辈费孝通先生有一句话，说下一代人认识上一代人不容易，所以二十多年就形成代沟了。又说：本来一代人应该比一代人强，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事实有时正好相反，想想当前我们的知识分子中，要想找到像上一代那种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人，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希望能够超脱这个时代，设身处地思考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问题必有所口益。笔者十分崇敬并信仰陶行知和梁漱溟两位先哲，探寻他俩的心灵世界，觉得十分有意义而且必要。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梁漱溟与马克思·韦伯文化观之比较

梁漱溟是中国近代以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化学、尤其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同样具有突出的地位。马克思·韦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对世界文化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梁漱溟与韦伯虽然并不着重于文化学研究,但在文化学上的论述却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本文基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韦伯的“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对二人的文化观进行分析和比较。     

关于“问题中人”梁漱溟研究的几个问题

梁漱溟乃“问题中人”。他致力于乡村建设不可能只是为了实现泰州学派的平民化的、大众化的学风；毛泽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他一访延安无涉；他与毛泽东冲突，我们只谴责后，无疑有失公平。     

浅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之民粹因素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多种建国理论并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其中一种，因其与曾盛及俄国一时的民粹主义思想有极大的相似性，近似的历史土壤、社会背景，近似的理论基础、奋斗目标，因此使其理论具有了民粹因素。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产生直至其在山东地区的实践又用事实说明二者在具体的行动方式、对待文化等问题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也就使这种理论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特色”。虽然与这个理论相配合的实践归于失败，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黯然失色。     

试析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农民自觉"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一场新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变革都在悄悄发生，孰是孰非远无法定论之。令人庆幸的是，竟然在二三十年代，有梁漱溟这样的实干家为我们提供了乡村建设宝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其中的“农民自觉”思想具有相当大的探讨价值，提供了某种学习和借鉴的可能，它至少在乡村教育、启发人生价值和注重团体精神培养等方面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本文致力于讨论的，企望它能为今日乡村建设之举提供些许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