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禄与江村唱和

清词之盛,号称中兴。有清一代,词作和词人的数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词学流派和词坛活动也层出不穷。曹尔堪,宋琬,王士禄三人的江村唱和,是清初一次重要的唱和活动。三人在相似的坎坷境遇后互相酬唱,各赋“状”字韵《满江红》八首,风格却各不相同。王士禄之作的旷达乐观,闲适恬淡,不露怨怒,是由于其性格、自身经历及当时社会现实三方面原因所造就。江村唱和作为词坛一时之盛事,后引来南北词人数十位争相和之,影响深远。     

顺康词坛“江村”后期唱和考述——兼论推拥清初词风变革的主要因素

康熙四年＂江村＂唱和（亦称＂三人唱和＂）是清初三大唱和之一,在顺康词坛具有重要地位。其＂后期唱和＂共存词103首,作者为社会中下层士人。他们在主题上进一步开拓,其浓郁的人生体验和积极的人生努力,推拥出直面人生的雄健词风。创作实践证明推动词风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社会中下层士人,＂大有力者＂往往顺应词坛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室南渡与词坛唱和之风的兴盛

从理论上来说, 词坛唱和之风的兴盛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即相对开放的词学观念与词人之间经常性的诗酒文会。北宋之际, 苏轼的“以诗为词”未成气候, 故诗社的勃兴并未能刺激词坛唱和之风的兴盛。而宋室南渡以后, 由于音乐人才与音乐资料的大量流失与南渡政府长达十六年的禁乐, 词的“应歌”功能被削弱, 而应社功能则大大加强。文坛结社之风与词坛唱和之风便能此呼彼应。而北方词人的南下与逃难, 又促使了词人的相对集中与频繁流动, 主客观因素的相互摩荡, 唱和之风在南渡词坛的兴盛便势在必然了。     

韩元吉与辛弃疾的交游与唱和

韩元吉是南宋政坛与文坛大家,与辛弃疾同为爱国人士.淳熙九年至淳熙十四年,辛弃疾因谗言被罢官免职,隐居于江西上饶,所居之处与韩元吉相邻,两人成为忘年交.在此期间,他们相知相惜,频繁唱和,往来词作有十余首之多.正是由于韩元吉赠词中对辛弃疾处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勉励期待,使辛弃疾在和词中将一腔不平之气及报国之情倾泄而出;两人志同道合的友情也成为词坛一段佳话.     

“秋水轩”后期唱和主题及其对康熙朝词风的影响

＂秋水轩＂唱和影响大,一部分作品结集梓行,一部分作品散落在各自的词册中。文章通过对后者的考论,阐述了其主题在创作过程中,有背离曹尔堪原唱的倾向,这种主题裂变现象对康熙朝中后期词风有一定影响。     

清初词坛“辛酉唱和”述论

康熙朝中后期的唱和活动不多,也少有人关注。辛酉年(康熙二十年),唐梦赉、吴陈琰等人在游吴越途中,创作多人步韵唱和词354首,是清初词坛存群体步韵词数量最多的一次创作。通过考述"辛酉唱和"概况,展示当时词坛的一些创作现象,呈认为这次唱和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与清初三十年的多次唱和、甚至几年前的阳羡词人群唱和都有所不同,开始了走出易代风霜、追求生命智慧的"后易代"时期。在词风上并个性化的多元风格。     

陈维崧昆仲与清初词坛的唱和

陈维崧发起,陈维嵋、陈维岳等人参与的陈氏昆仲唱和,顺治末年就已开始,早于康熙初年的江村唱和、红桥唱和、秋水轩唱和,是清顺康之际江南词坛具有独特意义的家族式唱和活动。陈氏昆仲的唱和词,运用豪放悲慨的长调,抒写家族情感,具有纪实性而非游戏文字,赋笔言志而非竞技逞才,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变革性。陈维崧及其诸弟还积极参与清初其他唱和活动,所作和韵词表现出鲜明的现实色彩和强烈的时代感。陈维崧昆仲唱和的新取向及其唱和词的新格调,与陈氏家族文化背景和清初词坛审美思潮紧密相关。     

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

宋代南渡时期唱和词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被词人们广泛运用于交际应酬,充分发挥了表达友情、交流思想、切磋词艺、逞才角技、交游娱乐、宴饮酬赠等重要功用;它向世人昭示词亦"可以群".南渡唱和词风的盛行,发扬了"诗可以群"的创作传统,增强了词人的群体意识,深化了"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推动了词体文学的更大发展,促进了南宋词创作的高度繁荣,其价值意义不容低估.     

徐灿、陈之遴唱和词比较

清代女性词人的增多,促进了清代夫妻唱和词的兴盛,涌现了许多对具有代表性的夫妻唱和词人,徐灿和陈之遴就是其中的典型。通过把徐灿、陈之遴唱和词内容上的对比,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在不同时期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上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通过艺术手法上的对比,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在词法技艺上的互相取舍。     

从“闺思闲愁”到“苦寂悲愁”——李清照前后期词风变化之研究

赵明诚"天台之遇"[1]后,李清熙的词风与前期迥然不同,从前期幸福甜蜜的"闺思闲愁"发展到后期孤独凄苦的"苦寂悲愁".爱情、婚姻、社会变故等因素对李清照词风的变化具有重大的影响.     

论陆游词风之变

陆游词风在他的中年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的词逐渐摆脱纤艳华丽而趋向清新平淡,其词开始具有了明显“诗化”倾向,这也显示出南宋词坛词风变化的趋势。     

论唐宋应制词

帝王或朝廷往往以命人应制的方式直接推动词的创作。唐宋应制词长盛不衰的原因首在于帝王需要娱乐,其次是颂升平、美风俗的政治导向。早期应制词表现出由诗向词演进的轨迹,对词体的正式确立有特殊意义。唐五代应制词较为集中地描写宫廷生活以及塑造宫廷女性形象,对词的香艳本色特征具有凝定作用;徽宗朝为主体的北宋应制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主要向俗与谑的方向发展;孝宗朝为主体的南宋应制词,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显现出雅俗共赏、避俗趋雅的追求。这一特殊的词体与宫廷文化环境息息相关,随之而变。富艳精工是历朝应制词人的艺术追求。应制词在具体技法上显得单调程式化。     

览物兴怀,向来哀乐纷纷——宋词中的上巳词

作为宋词节序词中数量最少的上巳词,不仅描述出这一古老节日的传统风俗,同时表现出词人感时伤事和生死之慨的情怀。     

宋词叙事现象探讨

宋词中客观存在着值得注意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叙事现象”。宋词叙事性作品从题材内容看，有咏史、纪游、写人等几种，而数量最多、质量较好的是爱情故事和重要时事。联章体、词加序、用典、纪言、截取典型片断等，是宋词叙事的常用手法，而其创新主要在于利用词的结构特点，精心谋篇布局，使故事的叙述错综变化、委婉曲折。宋词叙事既是对唐五代词的继承、发展，又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文艺观念的变革和诗史意识的强化。     

两宋咏史词的主题流变

两宋咏史词的主题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咏史词人或通过咏叹女性来折射现实;或借咏史以言政、借史以抒怀;或以铁血丹心抒忧国忧民意;或寄情山林田园、不问古今兴废,等等.文章按照四分法将两宋咏史词划成北宋前后期和南宋前后期四个阶段来论述其主题流变.     

论清真词的白描

清真词向以精工富丽著称有关.其实,清真词也善于白描,表现在言情体物之真切自然、情景交融,有的还在写实中兼有比兴象征的意味,有的则在叙事中运用白描为人物作传神的描摹.这些白描不仅出现在那些通体白描的词中,也出现于诸多精工富丽的作品.总的来说,北宋词更重白描,南宋词更多精工锻炼,在宋词由白描向精工的转变过程中,清真词起到了由北开南的关键作用.     

人生自古伤离别,个中滋味几人知--浅谈北宋别情词风格的演变

别情词是宋词中的一朵奇葩，在宋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文章分别选取秦观和苏轼作为北宋词坛婉约派与豪放派别情词的代表人物，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和体会，来研究北宋别情词风格的演变。     

论宋词语言的审美特征

宋词是一代文学的典范 ,以抒情见长。作为创造这一类文学的语言 ,有以下特点 :婉约与豪放各呈异采 ,整齐与参差相互为用 ,言内与言外相济成美 ,守律与悖律共创声美 ,绮丽与本色各尽其妙。几个特征结合起来 ,共同创造了宋词的辉煌     

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在士人词中的表现没有诗、文那么明显,但也是审视北宋词文学发展、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北宋党争大致分为三个演进阶段。仁宗朝党争初起,士大夫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士人词走向抒写个人性情的雅化道路;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争愈发激烈,苏轼词记录个人心路历程,有诗化的自传倾向,开士大夫词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党争、文祸的双重压力面前,常借词之深幽隐约抒发颇具个性的士人胸怀。党争促使士人词风实现了抒写个人性情的重要变化,也促使士大夫词最终走向"自是一家"的正统文学殿堂。     

浅谈宋代文人群体对宋词的传播

词体由唐入宋,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文人歌舞宴席的过程。从此,这种新兴文体被纳入了文人的视野之中,文人成为了词的创作主力。另一方面,在词的传唱流传过程中,文人也是当仁不让的传播主体。因为无论是动态的歌妓传播,还是静态的文字流传,都与文人脱不了关系。在词的传播过程中,文人不仅以个体的姿态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表现出了整个“文人”群体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