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城古城新考——兼与赵朋柱同志商榷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登载了赵朋柱同志的《连城古城考》一文,读后既感欣慰,又觉遗憾。欣慰的是,笔者近年在研究河湟地区历史地理时发现的一条有关连城历史地理的文献材料终于得到了田野考古材料的证实,遗憾的是,赵同志该文中牵强附会谓宋震武城是连城古城的考证完全不能成立。于是,笔者就手头所掌握的材科,结合赵同志文中所提供的有关考古材料,试对宋代连城附近的地理情况作一简要考述。若有不确,烦望方家指正。一、宋南宗堡与大同堡即今连城古城查《宋史·地理志》,可知南宗堡属宋湟州管下。遗憾的是,关于南宗堡的位置,《宋史·地理志》本名下却无记载。那么,南宗堡会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考南宗堡之名,在宋代又异作“鼐宗堡”。而南宗堡与鼐宗堡二名实际上又分别系“厮归丁南宗     

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到底是什么——兼与王凤超同志商榷

工业革命这一极大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并首选英国，的确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看法也不尽一致，现行高中历史教材基本上按照传统观点作了分析。人们也普遍地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工业革命首发于英国的前提。今拜读王风超同志《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什么》(刊于《历史学习》2001年7、8期)一后，觉得其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故作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再论云南沧源崖画的族属——兼与邱钟仑同志商榷

云南沧源崖画是迄今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崖画。８０年代以来，它已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旅游者的关注，其研究已经在深入之中。其中，最集中的热点仍是崖画的创作年代和族属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在族属问题上，作者仍坚持佤族先民——“尾濮”说之观点，并再论证，以此研讨。     

叔虞封地再考--兼与王增斌先生商榷

西周初年,唐人在晋南故唐地叛乱,周成王平叛迁移其族并将亲弟叔虞封于此,并命之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则来羁縻此地的华戎各族。秦汉以降,随着太原、晋阳其名的彰显和史料传抄的讹误,使人们误以为叔虞始封地为晋中之太原,其实先秦时期周族之势力远未及此,其政治地位也未及晋西南重要。近年来,随着陶寺遗址、东下冯类型、天马-曲村遗址及其周围地点的考古发现,唐、大夏、夏墟、平阳、晋阳、太原在先秦时期实指晋南这一历史事实有所澄清。西周初年晋国始祖唐叔虞封地应在晋西南天马-曲村附近而非今天的太原地区。     

再识游侠——兼与诸先生商榷

游侠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青睐,研究范围很广。但对游侠的概念及其构成等基本问题却是众说纷纭。文章以全新的视角,抓住游侠身份属性、存在方式和精神世界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来定义游侠并分析其构成和存在方式,剖析了游侠的三大基本特征"私、游、义"。同时对影响学界认识游侠真面目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以期客观全面地认识游侠。     

再论素质——兼评洪宝书同志之《商榷》

一现代化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归根结蒂取决于现代化人的自身素质.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提高民众素质的问题,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与此相适应,当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应该是以发展和提高人的良好素质为宗旨,研究相应的教育内容,措施和方法.我在《教育研究》1988年第6期上发表了《论素质》一文,此后收到一些同志来信求答和赐教,《教育科学研究》1988年第4期也转载了拙文.《教育理论和实践》1989年第1期又刊登了洪宝书同志与我《商榷》的     

教育本质新探——兼与李大伟同志商榷

本文循着从教育属性到教育的质再到教育本质的认识路向,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遗传的方式或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积淀相统一的观点,并论述了发现和确立这一教育本质观的重大意义。     

量词重迭之类——兼与宋玉柱同志商榷

<正> 这里说“量词重迭之类”,意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量词重迭的两种同形异质现象,以及牵涉到量词的词其他语重迭形式。 今年四月,我修改完了《从名词重迭说到数量词重迭(现代汉语词语重迭新探之一)》。那篇文章,有关数量词重迭部分,涉及宋玉柱同志的《关于数词“一”和量词相结合的重迭问题》(《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以下简称     

教学就是教书育人——兼与某些同志商榷

(一)传统的教学观念必须改变研究教学的概念和教学过程,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教学,即教学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全部教学论的核心问题,对教学实质的不同理解,直接制约着对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环节的认识,因而就会形成不同的教学理论体系,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指导思想,影响着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在从体制改革入手时,“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万里同志去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只重视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思想和灌输式的教     

正确认识剩余价值范畴——兼与王文臣同志商榷

王文臣同志在贵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发表了《剩余价值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他论证的逻辑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共有的概念;→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值一般”并没有剥削;→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范畴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剩余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范畴。(参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对王文所持论据和结论,未敢苟同,谈谈个人看法以商榷。     

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

李白是否到过南岳,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李白研究者的关注。刘祯祥同志《李白、杜甫到过南岳吗?》(注)认为,李白来到过南岳。我们认为,李白是到过南岳的。本文拟就李白的诗文和有关资料,探     

再谈一点看法——与张军同志商榷

读了张军同志的《是为动用法,还是普通动词?》(《辽宁师院学报》七九年第四期)一文,还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与张军同志商榷。关于“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一句中的“为开其资财之道”究竟应该怎样解释确实值得研究。要判定动词“开”是不是为动用法,除了看它在上下文中所表达的意思而外,还要看它和后面的宾语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宾关系,是一般的动宾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稼轩体浅论——兼与施议对同志商榷

“体”即风格特征。稼轩体即稼轩词之风格特征。“形神兼备”谓之体,稼轩体正可作如是观。或日“形神兼备”乃艺术之普遍特征,但稼轩体自有其独特之形与神。就其“形”而言,稼轩体既能在词域内博观约取,集众成一,又能以古诗文为词,大量用典使事,还能把目光转注于民间俗语;观其“神”则是:稼轩体之英雄语豪而不放,妩媚语婉而不浮,闲适语闲而不适。总之,稼轩体之构成是其表层之表现形式美与深层曲折含蕴美的结合;是直觉印象之“面”和深层印象之“味”的结合。     

教育的产业性不容置疑——兼与王晓辉同志商榷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任何国家都要保持各行业在发展上的平衡。但如何保持平衡,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其基本策略是从中观的产业经济层面入手,建立产业间合理的结构性联系。但具体将哪种产业置于产业结构中什么层次和什么地位,主要取决于当时对该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要遵循各产业特性的要求,同时也要着眼于调整产业之间不同特性的联系方式与手段。王晓辉同志(以下简称王)在《教育研究》1999年第12期发表的《关于教育产业属性的质疑与探讨》一文,很值得从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的层面上进行反思。什么是产业性?教育有没有产业性?教育的公益…     

论据可以选自文学作品——兼与高世明同志商榷

《语文教学通讯》1994第2期发表了高世明同志的《落实<教纲>要求,指导学生自改、互改作文的尝试》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文中谈及论据使用的问题,高老师认为有的学生在论证《女人能撵半边天》的论题时,用“花木兰”和“刘兰芝”进行论证是错误的,理由是:“这些学生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混为一谈。稍有文史知识的人,一看就知     

王昭君籍贯族属辨——兼与祁和晖同志商榷

王昭君,这一两千多年前的“良家女”,不知牵动过历代多少文人学士的心,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他们将一腔民族激情都倾注在昭君的身上。从其故乡秭归写到她“远嫁单于”、“青冢长存”;从历史画卷又搬上艺术舞台,经久不衰。然而,面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历代文人们只是站在各自时代的立足点上,或发感慨,或哀怜之,“多叙其离别怨恨而已”。很少涉及她出生于何地,出于何族。《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八     

中学生作文应该虚构——兼与邓汉民同志商榷

《语文教学与研究》86年第9期载有邓汉民同志《中学生作文可以虚构吗?》一文,就全文的论证过程看,作者所要阐明的不仅是纪实性的文章不能虚构。而且认为整个中学生的作文都不能虚构,都要加以严格的“束缚”。对于这些意见,以及作者对“写文章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这一原     

畲族婚俗杂说——兼与陈华文等同志商榷

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古朴而特突的婚俗就带有鲜明的历史痕迹,如简约大方的“行嫁”、以喜作忧的“哭嫁”、礼节繁复的“大户嫁”、搜求考察的“借镬嫁”及双方默契的“抢亲”等。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引起许多涉猎者的兴趣,仁者智者纷纷撰文,各有所见。有的认为新娘的红盖头是姐弟结婚的“遮羞巾”,也有认为婚礼中的对歌是为了抵制“初夜权”,陈华文同志则把各种婚嫁类型一概视为“掠夺婚的变异仪式”,且是浙江温（岭）黄（岩）平原汉族直接影响的产儿。他的《古老的文化姻缘——畲族赤郎习俗与洞房经比较研究》一文,笔者认为有商榷的必要。畲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使其各个支系的生活环境、经济基础和对于文化传承的变异及结婚对象的条件各不相同,各自采用的方法、形式有所差别,不能以简单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从纵向看,畲族婚俗从古到今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一成不变。只有对不同的婚俗仪式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才不致于在变色镜中看“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