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诉讼的概念分析

宪法诉讼已成为我国宪法学的流行用语,但学界在宪法诉讼的启动主体、受案范围、管辖机关和适用程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宪法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和＂实然＂问题,对它的界定既应符合＂诉讼＂的本质,也应符合宪法诉讼的现实。为避免学术资源的浪费,也有必要将它与违宪审查这一易于与之混淆的概念区别开来。     

中国社会权司法保护路径的建构

社会权以保障人的尊严与价值为本质,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平等权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国家负有＂最核心义务＂,以保障公民最低生活水平,但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我国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社会力量不断壮大,加大社会法立法、加强社会权的非国家行为者义务有助于解决社会权权利事实不清与国家资金短缺问题。我国社会权司法救济必须解决宪法重实体轻程序、从宪法高度构建公民诉讼权、扩大诉讼法受案范围、改革司法制度、保证司法公正等问题。在我国,社会权最根本的救济途径就是建立可操作的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制度,但在我国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社会权司法保护的可行之路。     

宪法诉讼与民主价值之保障

宪法诉讼不是反民主,它的主体与依据是民主价值的体现。宪法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是对民主理论与实践先天不足的必要矫正。实质意义的作为价值的民主是宪法诉讼所追求与保障的。     

宪法诉讼是宪政的终极途径

宪法诉讼是推进宪政建设的终极途径的观念,已成为世界的一种思潮和趋势,也是现代宪政建设的一个特征.而我国诉讼权入宪和宪法诉讼机制至今尚未建立,从而对宪政建设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本文分析了我国上述状况产生的原因,阐述了建立宪法诉讼的理论依据,提出了宪法、宪法诉讼与宪政建设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宪法诉讼对宪政建设的价值.     

论刑事诉讼中的迅速审判程序

诉讼效率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孜孜以求的基本价值,是权衡严重紧缺的司法资源和空前的办案压力的现实情况后所做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迅速审判程序是以提高诉讼效率为突破口,加强程序性问题的人权建设的基本程序,与之相对的迅速审判权是刑事诉讼领域当中应充分肯定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宪法权利。     

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思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建立宪法诉讼制有其必要性。首先，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宪法本质的内在要求；其次，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再次，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达到民主宪法高级形态的需要。最后，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需求。中国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进行司     

宪法诉讼的宪政价值初探

宪法诉讼制度是近代宪政理念及其制度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宪法诉讼自其产生以来就在整个宪法监督体系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宪法诉讼的价值是多元的,在宪法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宪法诉讼的宪政价值无疑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宪法诉讼作为宪法的免疫器和宪政的守护神,对一国的宪政建设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即"无诉讼则无宪政"。本文简要分析了宪法诉讼的宪政价值,即民主之纠错和反思机制,法治之精义,人权之保障器。     

论债权人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

我国《合同法》第73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规定代位权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由此产生了新的诉讼形式——债权人代位诉讼。由于我国的代位权制度抛弃了传统的＂入库原则＂,从而使债权人代位诉讼诉讼标的的研究产生了新的困难。将债权人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界定为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符合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基本理论。对于法院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判断,可以引进＂争点效＂理论予以解决,但同时应当以完善的债务人诉讼告知制度作为保障。     

论我国宪法的可诉性

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宪法至上 ,而宪法能否进入诉讼程序是树立宪法权威的关键所在。从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宪法的法律性特征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等因素来看 ,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已成为一种必要和必然。     

建立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作为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宪法,能否起到根本法的作用,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全面完整的实施。但长期以来,宪法不能同刑事法律、民事法律、行政法律一样进入诉讼,不能成为法官审理案件的依据,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无法体现。因此,如何建立我国宪法诉讼制度就成为当前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拟从宪法诉讼制度的起源、发展,谈我国宪法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看法粗浅,敬请批评指正。     

关于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思考

公开审判制度是我国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一项基本诉讼制度和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都要依法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在当前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应注意对其加以完善,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检察机关不宜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

有些学者主张检察机关应是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他们主要从理论依据、宪法基础、国外先例及现实需要等方面论述.但细推得知,一是其理论依据缺少唯一性,公益诉讼主体并非当然指向检察机关;二是对宪法规定理解偏差,致使检察机关角色混同;三是西方检察官公益诉讼与我国法治环境相异,直接引进导致异体排斥;四是当前机制可以调节公益困境,检察机关介入导致职能重叠.因此,检察机关不宜作为我国当前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     

从宪法到宪法诉讼

1803年,以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契机,揭开了宪法诉讼的序幕,在该案中,马歇尔法官提出一个极有价值的宪法问题。一部违宪的国会立法是否成为国家的法律?他认为,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是人民设定未来政府的方案,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立法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至此,以违宪审查制度的基础为宪法诉讼制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审查法律、法规以及某些重要的政治行为是否合宪来解释宪法的含义和保障宪法的实施成为宪法发挥其作用的重要途径。     

诉讼效益:语义与意义分析

无论是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观察 ,诉讼活动都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活动 ,理性选择应成为诉讼当事人各方在诉讼过程中诉讼行为选择的共同特征。理性选择所关注的是诉讼效益问题 ,提高诉讼效益是当事人各方的共同追求。然而 ,诉讼效益绝不仅仅是一个诉讼速度快慢和诉讼时间长短问题 ,也不仅仅是诉讼的经济效益问题 ,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效益、伦理效益、社会效益等多项内容的综合效益评价体系。提高诉讼效益意味着必须整合各种诉讼效益才能生成 ,孤立地考查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效益指标都是片面和不科学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的扩张——以“环境权”确认与“原告资格”获得为中心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一种,其核心问题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体制度.它主要涉及主体范围、主体要件、原告资格、被诉范围等方面.在我国现行法律环境下,由于公民"环境权"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构建合理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体制度存在着种种障碍.因此我国急需修订现行的<宪法>、<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确认公民的"环境权",拓展诉讼主体范围,加速我国法律制度"绿色化"进程,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科学社会化对诉讼专门性问题的影响

19世纪以来,人类进入科学社会化时代。科学社会化对诉讼专门性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扩大了诉讼专门性问题的范围,使更多的科学部门服务于专门性问题的解决,对诉讼专门性问题的解决既有利又有弊。正确认识科学社会化对诉讼专门性问题的影响,有助于破除司法人员对科学的迷信盲从态度,督促其切实履行起科学证据的＂守门员＂职责。     

走向诉讼经济--以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

民呈诉讼的设计和运作应当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诉讼程序的简化与加快是所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的总趋势。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具体罐的设计显示了立法者在寻求诉讼经济方面也做出了诸多的努力，但是其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这些问题提出了作者的见解和主张。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宪法化

单纯依靠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来改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状况是不现实的。只有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联系起来，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确立在宪法之中。并且树立起宪法的最高权威，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才会富有意义。我国宪法应当参考其他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构建保障被追诉诉讼权利的“权利法案”。     

经济成本视角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证建构——以零受案率为起点

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脱节的表现之一就是受案率低下甚至是零受案率,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正遭遇如此尴尬局面,原因在于诉讼经济成本的负担对诉讼原告形成了风险倒逼,受害人群体遭遇了＂集体行动困境＂而慎于起诉。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优化分摊诉讼成本,通过＂选择性激励＂,借鉴＂赏金猎人＂制度,让败诉一方承担诉讼费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凸显环境诉讼的公益性及实用性。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界定

行政公益诉讼中调查核实权的强制性不足造成调查取证难问题普遍存在,而部分地方的改革实践则将调查核实范围予以不当扩展.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立法对调查核实权的界定过于模糊,造成其属性、强制性、与行政公益诉权的关系和行使范围的不确定.依现行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决定了调查核实权应界定为有限的法律监督权,表现为调查核实权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为全部规范依据,是行政公益诉权的派生性权力,调查的范围应限于核实公益诉讼案件相关情况.调查核实权的强化也应立足于有限监督权这一定位,通过适当放宽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标准、完善举报机制、建立与监察部门的衔接机制等方式予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