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程序与人权 ——从刑事诉讼法的视角观察

法律程序依据其对司法正义的保障可以划分为正当程序与不当程序.在诉讼进程中,正当程序与不当程序亦因程序自身的设置目的的不同而呈现不同样式.基于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目的论,借由不当程序有害性等概念整合多样化刑事诉讼程序,以此推进研究进路的深化,最终达到阐释不当程序与人权的目的,进而从反面来揭示、论证正当程序对人权的重要性,据以保障刑事诉讼正义的趣旨.     

浅论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构建与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专设一章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出了规定,化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对于强制医疗措施定位不明的尴尬处境。但作为初次确立的程序,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以及权利保障等方面还较为粗疏。为平衡公共利益和精神病人利益的要求,应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予以进一步完善。     

刑事诉讼法中人权的尊重与保障问题之思考

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新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二备,这表现了我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履行。本文通过对被害人、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法中人权的保障与尊重问题的分析,表明了我国刑诉法对人权问题的重视,更体现了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决定》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本文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依据，从直接的方面介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无罪之人、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从间接方面分析到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制约实质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改革后庭审方式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通过直接的介绍、间接的分析指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权保护体制。     

从人权新定义得出的人权新结论

本是《人权的内涵、外延及特征》一的下篇，在上述章观点的基础上，本进一步论述了关于人权的新结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社会赋予的；人权是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统一；人权是平等性和差别性的统一；在法治社会，既要讲人权，又要讲人义，两不可偏废。     

浅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以落实联合国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为视角

从国际角度来看,加强人权保护是未来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也应该贯穿保障人权这一根红线。我国已经加入批准了联合国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上述公约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应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消除现有法律中与上述公约的差距,真正承担起我国加入批准上述公约后不可推卸的人权保障义务。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制度

尊重人权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保障问题成为目前日益国际化的问题,各国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而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衡量标准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在很多方面接近或基本符合刑事司法国际标准,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但由于受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国家制度等因素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特别程序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作为独立的一编,包括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四个部分,立法者在此次修改中单独设立一编是对我国司法实践活动的总结和与世界各国司法制度进行接轨的表现。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基于正当程序、人权保障以及公共利益的要求,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对犯罪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纳入到司法的轨道上。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程序设计的重心在保卫社会而忽视了病人的个体权利;病人医疗后回归社会的目的也没有充分体现。分析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特征,结合该程序运行之法理要求,应加重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成分,以实现社会防卫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平衡;同时,应结合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以达到让病人顺利回归社会的程序目的 。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制度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设置引起了一些质疑,其中最大的疑问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其财产即被没收是否有违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基本原则.本文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立法原因、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条文的解读、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三个方面浅析新刑事诉讼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适用问题研究--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视角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通过,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律地位,改变了之前于法无据的“尴尬”局面。该制度的实施,虽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符合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有利于消除标签理论,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国际轻刑化趋势。但是,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实施过程来看,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适用的主体范围和案件范围都太过狭窄,考察的主体过于单一,考察的内容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缺少附随义务,并且法律监督方面也存在不足,缺少享有最终裁量权的人民法院的有效制约。基于此,本文从适用范围、考察主体以及法律监督等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阐述,以期对新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提供参考。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兼论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司法实践将产生重要影响。非法证据是因违法取证被剥夺证据能力的证据,包括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工作且不做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等。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法庭调查程序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启动,也可以由当事人方申请启动,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占据重要角色,检察人员需要提升工作能力,转变工作方式,以使该规则准确适用。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人权保障问题之展望

我国在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同时,在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实践证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无论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还是在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有待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获得解决。     

新《刑事诉讼法》监视居住制度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以往监视居住引发诟病的问题,但该制度在自由裁量权、适用公平性、外部监督等方面仍然存在隐忧,有必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浅议刑事诉讼法中律师提前介入的问题

本介绍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分析了律师提前介入对于依法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律师履行职务以及法院客观公正判案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律师提前介入的精神实质。对于律师提前介入在司法实践中执行情况进行了简要总结，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律师提前介入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规定评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控制下交付研究

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肯定了控制下交付国内立法的合法性,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控制下交付也进行了初步的概述。但是,由于立法的局限性以及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控制下交付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本文就控制下交付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主要是将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和申请、审批程序具体以及执行机关、协助机关的职责法定化;完善相关立法,赋予检察机关以控制下交付权,以期能够更好地践行控制下交付。     

论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

当前刑事诉讼法致命性问题之一是由于其缺乏可诉性,致使许多违反程序的行为难以真正得到解决。构建程序优先的刑事诉讼法,必须构建刑事诉讼法的可诉讼性机制。通过建立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程序违法行为得以制裁,另一方面则可以拓展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范围,进而使纠纷解决机制更为完备。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新贡献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新贡献：冲破“左”的人权观念束缚，确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权新观念；剖析西方“人权外交”的实质，阐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新论断；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需要，开辟当代中国人权建设的新思路。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人权问题——从药品强制许可谈起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日益受重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以生命权、健康权为核心的基本人权发生了冲突。在WTO的体制下,TRIPS协议进行了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从《多哈宣言》到《关于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人权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文章从药品强制许可这一与人权关系极为密切的制度出发分析知识产权中的人权保护的正当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