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团与富田事变新探——兼与戴向青先生商榷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苏区最高领导层围绕反"围剿"战略方针产生严重分歧,并对根据地反"围剿"准备造成直接负面影响,如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将可能造成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反AB团扩大化就具有了某种可理解的"合理性",并成为引发富田事变的导火索。为确保反"围剿"作战全局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富田事变作出果断处置,无异于"壮士断腕"。     

马仲英研究资料综述

本文拟就马仲英研究史料以及学术界有关马仲英的总体性研究、河州事变研究、马仲英在新活动研究、马仲英下落研究等方面的论著做一综述。     

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述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许多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同胞们自发组织起来抗击外来侵略,东北抗日义勇军由此产生。学术界关于东北义勇军的斗争分期、斗争活动、战略转移及历史地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就某些领域而言,对东北义勇军的研究还存在着若干提升的空间。     

“九·一八”事变后的李烈钧

“九·一八”事变以后,李烈钧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一方面积极主张抗日和民主,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对内、外政策;同时也积极做过一些有益于救亡的具体性工作。     

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

全面抗战期间,身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爆发究竟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是否有解决皖南新四军的预案?至今,学术界在研究皖南事变时,仍然存在分歧。详细考察蒋介石的档案资料可知,抗战进入1939年后,蒋介石对国内事务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置中共问题。由于中共拒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溶共"方针,武力解决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其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又把制裁新四军问题作为其抗战成败的关键。史实表明,从1939年初到皖南事变爆发前,随着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日趋恶化,加上苏俄的对华援助被其利用,蒋介石国民党便逐渐制定并实施了限制、局部"剿灭"新四军与全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周密预案。皖南事变这样就发生了。     

90年代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综述

西安事变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进入９０年代后,研究领域更加拓宽,成果显著。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其中既有对以往问题的深入研究,又有对新的方面、新的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历史地位１．西...     

研究皖南事变的一部力作——《皖南事变史论》简评

最近读到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南京市委党校刘喜发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李亮副教授所著《皖南事变史论》（下称《史论》）。该书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利用近年来新发现与公开的历史资料,借鉴并汲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皖南事变这一巨大而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与评析,是近年来皖南事变研究的一部力作。总览全书,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精准扶贫政策对文化旅游古镇品牌建设的作用研究

精准扶贫政策是我国的重大惠民政策,对古镇旅游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对文化旅游古镇品牌建设产生作用力。本文将江西富田古镇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精准扶贫政策对文化旅游古镇品牌建设模式的作用。在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基础上,对富田古镇文化旅游发展模式实行SWOT分析,了解文化旅游古镇品牌建设模式中,精准扶贫政策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深化富田古镇文化旅游古镇品牌建设模式,精准扶贫政策在文化旅游古镇品牌建设模式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造血"式扶贫,即通过发展富田古镇旅游产业为贫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发展农业和手工副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帮助贫困居民脱贫致富,打造文化旅游古镇品牌。     

试论芦沟桥事变的经济动因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进而向中国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其根本目的是对中国实行经济扩张和经济掠夺。本文首先从芦沟桥事变的经济因素入手，旁及政治、军事等领域，探寻事变发生的规律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关键环节。纵观西安事变的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是由很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的联共抗日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张学良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发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应对模式

面对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首先确定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机制,对内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统一了全党认识,对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更强的抗战力量;最后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西安斡旋,成功地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之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政治智慧。     

大陆学界对广州商团事件的研究综述

发生在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在历史上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因之在一段时期内此课题研究被学界所忽略。从1956年起,大陆学者从多个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学界对商团事件的认识从对革命语境下的武装叛乱的简单化定性,发展到对国家权力真空与市民政治理念成长的关系、中国革命方式的转变乃至苏俄运作中国革命的国际因素的深层次思考。从对该事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民国史的研究呈现出更多的新特点。     

鸿宾楼事件与回汉关系的调适

1948年河北定县鸿宾楼事件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种现实原因.在应对事件和调适回汉民族关系的过程中,中共地方干部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在尊重回族文化习俗、相信回族党员群众、克服大汉族主义、注重对回族群众政策宣传教育、建立民主高效的民族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对当时尚缺乏应对此类民族突发事件经验的其他解放区具有范例意义,对建国后党和政府应对此类事件和增进民族团结也具有明显的镜鉴作用.     

论民国初期政党林立及其历史影响

民初政党林立局面是近代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结果。虽然民国初年政党迭兴是革命带来的新气象,但也反映出民初政党的畸形与病态,它决定了在民初的政争中,政党是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     

在高校学术团队中加强党建工作研究初探——以湖州师范学院理学院为例

高校党建是基层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以湖州师范学院理学院为观察点,提出要把党建工作与学科建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学术文化建设,从思想上、制度上和工作上三方面在学术团队中强化党建工作。     

中国共产党与商团事变

商团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市民公开以武装形式反抗政府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对事变主张鲜明，目的主要是促进孙中山等“左转”，孤立打击国民党右派，促进工农运动发展，壮大其势力。共产党在事变过程中并非配角，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影响着事变的发展进程。对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应予以客观评价。     

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最新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卢沟桥事变后英国的对日政策,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绥靖政策,转变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被迫的援华抗日政策。英国明确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不愿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开战;英国官方不愿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但允许通过民间方式援助中国;英国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但英国对日退让的底线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英国的这种对日政策虽然仍然是一种妥协,而且还没有完全摆脱绥靖政策的阴影,但已经有了实质上的改变：英国并没有出卖中国来与日本妥协,实现其维护在远东利益的计划。这也就说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不存在英美等国勾结共同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中国大学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互动类型

现代大学从组织形式与内涵上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与“科层制”复合共生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以各自不同的逻辑影响着现代大学内的组织决策。虽然中国大学的内部决策机制长期以来被诟病为强党政弱学术,但是对其校内院系与大学层面真实的组织决策互动缺乏细致而贴切的实证研究。由于衣科专业在中国的大学中是知识、学术和教育的实体性分类．是否设置某新专业背后既牵涉学科知识的发展、人才培养的知识基础等学术考虑,也涉及校内具体的经费、空间、人力、设备仪器等实际资源的分配决定．因此校内有关本科新专业的校内决策可以充分体现现代大学逻辑中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和谐与;中突的复杂互动关系,本研冤以两所案例大学于2004年至2006年年间的本科新专业设置为例,归纳了六类院系与大学层级间的互动粪型,并以具体的专业设置案例展现了不同类型下所产生的“顺利”与“难产”的专业设置决定。     

略论一·二八上海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扩张分子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以压迫中国的抗日运动。虽然上海事变看似偶然,其实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表现。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割据势力,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全力抵抗日本对上海的侵略。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英勇战斗的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捍卫独立的决心。美英等西方大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而积极斡旋中日停战。上海事变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日本的威胁,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     

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模式的研究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学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模式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刺激-反应分析范式,并得到了亨廷顿的回应。哈佛学者的研究突出了毛泽东在中共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忽视了实践因素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映了西方的学术传统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