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赋为诗论(上)

韩愈诗，多有汪洋恣肆之篇。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从写作方式上看，当与人所习论的以文为诗有关。但这里的“文”，内涵较广，除广义的散文之外．还应当包含赋这一文体的因素。清代注家朱彝尊、顾嗣立、方世举等注意到韩愈《南山诗》、《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用其韵》及诸联句诗在遣词造句及结构章法上明显地表现了与汉赋的写法相类似之处。人们在讨论韩愈以文为诗的时候，虽也言及其用作赋的手法写诗，但把以赋为诗作为专题来研究的，似属少见。文章借诸公之发轫，收拾绪余，整理成篇，欲证成韩愈以赋为诗之论。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从陆机诗赋论看其诗学赋学思想价值－兼论诗赋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反思20世纪重诗轻赋或诗、赋混同的固有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以客观、准确地认识陆机诗论与赋论二者的辩证关系为探讨问题的根本前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陆机分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在曹丕并论“诗赋欲丽”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既是太康诗、赋革新的理论宣言，也是太康诗、赋文体观念进步的重要标志。陆机在中国谠史上第一次揭示诗歌在文学众体中“缘情”功能最为突出，追求“绮靡”的诗学思想，开避了太康诗歌“缘情”新时代；在中国赋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赋以“体物”为本，特重“浏亮”的赋学思想，从理论上正式宣告了汉大赋时代的终结，开辟了太康赋理论与创作的新时代。陆机诗、赋论都具有重要价值，不当厚此薄彼。朱自清先生并重陆机诗赋论的相关论述，也有待拓展、完善。     

赋为诗体论

关于赋的归类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清末大学者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中则明确提出“诗为赋心，赋为诗体”的论断。本人认为此说甚为精当，可谓至论。本文从赋起源于诗歌、赋有诗之特质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     

曹植的诗法入赋

曹植是建安赋坛的代表人物,他以诗法入赋,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法,解放了赋的题材,标志着抒情小赋的成熟。在动物赋中,将诗主抒情与赋主体物的特点融合在一起,使得赋体重获生机,为六朝赋的繁荣开拓了方向。     

《文选》赋与诗在唐宋时代的接受

主要由于科举的因素,唐宋人对《文选》赋与诗的接受各有侧重.唐人对《文选》的接受与借鉴偏重于赋,而宋人则更偏重于诗.“选诗”自从被江西诗派正式引入诗坛后,影响渐趋深广,在南宋后期在江湖诗派与理学诗派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宗选诗派”.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从赋法、议论、选材、用韵看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诗歌在选材上扩大了搜求领域,以“不诗为诗”;在表现手法上融入了散文的清新笔调,并以充沛之才气、不世出之笔力为之,使其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叶燮《原诗》),表现出“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有:以赋为诗,以议论为诗,选材奇杰,用韵独特,诗文互释等诸多方面。     

骚体赋应为骚体诗——为骚体赋正名

1 在中国文学史上,辞赋向来都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概念。本来,辞是辞,赋是赋,这二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辞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诗,而赋,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特产,是指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先秦时代是没有辞这一概念的,把屈原等的作品称作楚辞那已是汉代的事了。先秦虽有赋的概念,但那与指文体的赋却有很大的距离。《左传》、《国语》等典籍多有“赋”字,但都用作动词,它们或指诵读前人的作品,如     

杜甫以赋入诗浅论

杜甫以赋入诗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杜诗吸收赋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二是杜甫直接利用赋的表现形式.第一方面包括三点内容:杜甫"胸中罗宇宙",其诗描写范围十分广阔;杜诗描写"穷形尽相";它的结构小中见大.第二方面表现在:杜甫利用赋的构思方式,应用赋创造的意象,直接利用赋的词汇.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或援用诗典，或化用诗意，或引用诗句，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既是政治的，经学的，也是诗学的，文学的，汉人以《诗》观斌与引《诗》入赋，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论清代鄂东状元陈沆关于赤壁的“一赋二诗”

清代鄂东状元陈沆的两首《赤壁》诗和一首《东坡赤壁赋》,用“一赋二诗”来进行概括,是首次提出。在陈沆留存的全部诗文中,拈出其关于赤壁的“一赋二诗”,厘定其写作时间且加以评赏,以求对赤壁文学以及湖北地方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论两晋隐逸诗、赋的玄言色彩

隐逸与玄学在义理上有共同之处，隐士与玄学人士在“性分”上有共通之处；隐逸诗与玄言诗在自然景物描摹上有异同，两晋隐逸赋与其他赋作皆有一些玄学色彩。     

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庾信诗赋创作艺术新论

在中国古代,诗与赋是两种各自独立而又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诗体与赋体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它们不断从对方那里借鉴与吸收某些艺术长处,以改进和提高自身的艺术素质,由此产生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现象。这是诗赋二体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     

韩愈《南山诗》的艺术特色

《南山诗》是韩愈雄奇险怪诗风的代表作，在诗歌艺术上，以赋法入五古，将汉大赋的作法移之于长篇五言古风；同时在遣词造句上险语叠出，独张一军；以文为诗，将古文创作的诸因素引入诗歌创作。《南山诗》又是山水诗的变格，是对六朝以来传统山水诗的变革创新。另外，关于《南山诗》连用五十一“或”字句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纷，其来历应出自《诗经》和《文赋》。     

论赋与诗在李白笔下的交融

诗与赋是两种关系非常密切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交流互动的局面。李白诗赋兼擅,他的小赋受诗影响,由铺张走向提炼,由体物走向抒情。在诗歌创作方面,汉大赋的“炎汉气象”和“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表现方式,对李诗“壮浪纵恣”的笔势与气魄,有深刻影响;而李诗的奇幻浪漫则滥觞于屈原及其后继的骚体赋。作为“盛唐气象”和唐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性作家,李白突破文体界阈,融合诗赋,推进诗歌发展的创新精神非常可贵。     

先秦辞赋发微

先秦辞赋并非如前人所述是辞赋的萌芽期。它结合了诗、文的特征走向完善与成熟，并具备了三大类赋体格式：以《赋篇》为代表，已露诗体赋之端倪；以《离骚》、《九章》（《桔颂》除外）为代表的骚，于抒情言志、哀怨讽谏与诗无异，而其句式、结构、韵式等与汉骚体赋一致，因而身兼诗、赋双重特质；而《高唐》、《神女》开散体赋之先河。同时，在此之前，《卜居》、《渔父》、“二招”等作品，初具赋体特征，称之为“准赋”     

唐代应试诗赋对《文选》的接受

《文选》对唐代应试诗、赋有重要影响。《文选》所选诗文原句和注解不仅是应试诗、赋命题的渊薮之一,而且还是一些试赋官韵的源出文献。这些源自《文选》的题目和韵脚多以五言诗句为主。源出《文选》的题、韵影响甚至规定了应试诗、赋的内容、风格。客观而言,应试诗受到《文选》的影响明显大于试赋,但《文选》对试赋影响的层面又是应试诗所不及的。     

《诗》的隐显与《文选》“赋、诗、骚”的排序——《文选》序“体”研究之一

《文选》赋、诗、骚三类的排序与《诗》的隐显颇有关联。《诗》虽不入《文选》,但三者的排序是以其与《诗》义的关系来衡量的:《文选》中的"赋"为《诗》之代表,故居首;"诗"虽发展渐异,但与《诗》仍属同途,故而次之;"骚"异于"赋"而疏离于《诗》,故又次之。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