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类学泰国田野调查的反思

本文是基于人类学泰国田野调查的反思性学术随笔.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作者阐述了对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诸多思考,并认为中国对国外社会的了解需要海外民族志,中国需要改变建立在西方文献资料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     

田野调查与教育研究

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志的基础,日益成为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一些偏差.应从田野调查所蕴含的取向、田野涵义的明确、运用适当性及局限性等方面探究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认识和运用田野调查.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考察方法及应用

田野调查(Fieldwork)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涉取资料,了解研究本质的重要途径,是以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树立起人主义思想,以及对社会赋有责任感为宗旨的研究。这是人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区别和主要特色的标志之一。本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对象、内容、手段及方法以及调查结果的处理作为基础常识,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规范入门之鉴。     

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转折性事件

田野调查中的转折性事件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改变调查局势作用的标志性事件,这些事件是调查者融入被调查者的关键点,也是被调查者将调查者视为自己人的开端。田野调查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要合理运用这种事件出现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抓住有利于调查的契机,形成融入当地人生活的局面。     

重返民族志: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情境教学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但在教学中却很难做到化复杂抽象为浅显易懂。仅通过教材的学习,初学者很难体验田野调查方法的奥妙,并获得不同方法在田野中的操作经验。文章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教学应重返方法产生、形成、发展和实际运用的民族志情境中,将民族志中的典型案例与教材内容相融合,通过情境教学改革将课程内容化难为易、化生为熟。     

论《史记》中的“宣汉”思想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宣扬汉德之情。这在《史记》表明著史目的的自序和其他篇章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宣汉”思想是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愿和对史索职责更深层认识的结果。是史学实录精神的要求,也是他内在思想的逻辑旨归和进步史观的必然结论．     

《吕氏春秋》与《史记》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夕,属“杂家”类的子书;《史记》为西汉中期的纪传体通史,二书类别虽然不同,但其实质则是一样的,都是效法孔子《春秋》。探求治国之道之书。由于秦汉思想文化具有兼容性,司马迁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又十分推崇,致使二书在学派归属、思想倾向、结构体系、情节技法,语言运用等方面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     

试论《史记》自注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自注形式以见其心志，以明其去取，体现了其撰述的别识心裁。本文结合《太史公自序》、《史记》十表等，对《史记》自注的内容和意义进行探讨。     

如何对待《史记》中的抵牾与疏略

从总体而言 ,《史记》仍是一部准确性相当高的信史。一些学者片面夸大《史记》存在的问题 ,是不恰当的。 1 988年 1月 1日 ,《社会科学报》刊登一则题为《外国学者怀疑〈史记〉的史料价值》的综合消息 ,对《史记》的史料价值有基本否定的倾向 ,尤不足取。     

论《史记》中的“梦”

《史记》中的做“梦”者,均为贵族,他们的梦,展示了错综复杂的宫廷争夺储君的斗争,暗示了政治权力的走向,反映了时代的思想局限。司马迁笔下的“梦”,力避暴力和诡秘,大多平和而富有寓意。“梦”是司马迁写人的一个有力工具。     

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对《史记索隐》所引《博物志》佚文的再认识

《史记索隐》所引张华《博物志》佚文是考证司马迁生年最重要的史料。它的可靠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有证据表明,施丁先生误读了这条史料。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此,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     

从《史记》看西汉酷吏的性格人生

《酷吏列传》为我们展现了西汉时期酷吏的成败人生。酷吏在汉武帝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经济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酷吏的悲剧人生有其时代性和政治性,更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这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总结。     

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洞见与误读

鲁迅与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相距二千多年的两位文化巨擘。司马迁及《史记》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司马迁是"文豪"和"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真知灼见。但鲁迅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偏谬与误读,如指认司马迁是"道家",因记忆错误而张冠李戴等。总而言之,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说,可谓洞见与误读并存。     

"居上常有云气"及其他--《史记·高祖本纪》神怪之笔探源

一般认为<史记>是写史"实录"精神的典范,因此其中所反映的神怪现象常被认为非司马迁之笔,但从司马迁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分析,司马迁的这种写法又是有其合理性的所在.     

《史记》民族列传史料来源考辨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列传,专门给周边民族及国外民族立传。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民族通史,亦是正史民族列传的滥觞。因史料翔实可信,是研究先秦秦汉民族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对其史料的来源进行分析、考辨,对民族史及《史记》研究有重大作用。其史料来源主要有：一、“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二、游历访问、实地调查;三、使节、商人、各族归附人提供的材料;四、各族相关的实物等途径。     

一次影响深远的史学辩论——司马迁与壶遂对话的再认识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本质上涉及史书的社会作用、历史撰述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史官的神圣职责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关于史学价值的辩论,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作深入的再探讨、再认识,依次论述了壶遂对司马迁的质疑,以及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所问中对《春秋》一书、修史传统和史官职责等问题所作的精辟分析。     

司马迁的生命意识、悲剧精神与《史记》的人文理想色彩

司马迁因其早期生命体验与融合儒道而形成的生命意识,弘扬一种超越于社会功利层面的理想主义精神追求。司马迁的受刑,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性的悲剧,遭受宫刑的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坚韧性与超越性;从而在这两个基础上形成司马迁超越于生死关系之上的价值观。忍辱著述的创作心态使《史记》带有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     

《史记》量词用法探析

《史记》在很大程度能反映西汉前期的语言概貌,本文以其为研究对象,对该书所有量词进行穷尽性考察,以探索汉初量词的使用、发展情况,为量词的历史研究提供线索。全书各类量词共126个,本文主要对这些量词的组合功能、语法功能展开分析。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论基于教育学立场的教育田野研究——兼与人类学的比较

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应用于教育研究时要进行教育学立场的改造与转化。这种改造与转化主要表现在田野地点选择、研究关注点、研究者的角色、研究目的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