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研发投入决策非线性特征和区域经济空间异质性,基于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研发投入对广东省4个区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主要结论：(1)研发投入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多种类型非线性影响;(2)国内消费需求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3)采用半参数空间滞后面板模型能更好拟合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建议：(1)基于区域经济特征制定差异化创新驱动发展政策,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2)积极完善区域经济网络,增强区域经济增长从经济中心向经济腹地的扩散效应;(3)从城乡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两方面优化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基于增长框架的研发补贴与环境税组合研究

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环境外部性和减排研发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动态模型求解和数值模拟分析,研究了减排研发补贴政策、环境税收政策对环境、经济增长率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可选择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结论表明:当经济体中存在双重外部性时,组合政策情形下的研发水平、环境、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单一政策;随着研发补贴率增大,经济增长率、社会福利水平不断增大,污染排放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污染税政策的经济和环境效果优于能源税政策;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对企业的减排研发活动进行适当补贴能够取得环境、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三赢"。     

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统计数据

通过实证数据检验了浙江省科技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之间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科技研发投入主体对专利产出的效用是不同的,这种效用差异既反映了各级研发投入主体的利益机制,也反映了原有专利产出体系存在的根本缺陷。研究进一步指出,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的效用差异显著影响了区域产业经济增长绩效。     

现代服务业是北京经济增长及研发投入的重要力量

对<北京统计年鉴2007>中现代服务业的相关分析表明:其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二,在北京的现代服务业的优势集中在金融业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其三,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研发投入总体较高但行业分布不均衡,金融业的研发投入需要加强.     

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利用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理论.通过对1992-2005年度企业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揭示了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并提出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     

研发投入及其溢出效应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验证了研发投入及其溢出效应对省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通过一个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研发投入正外部性的存在。接着,利用中国1991-2009年29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这一正的外部性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①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省域间研发投入存在较为显著的溢出效应;②1991-2009年间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中有16.7%是由于科技投入的外部溢出效应所贡献的;③东部地区研发投入溢出效应最高,西部最低,东-西部之间的溢出效应低于东-中部地区。     

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1992～2007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企业R&D投入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即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是引起企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原因;1992～2007年间,R&D投入对企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6.62%,说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产出的增长.     

科技研发投入、科技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苏面板数据的分析

提出科技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效率和经济增长实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构建江苏省2001—2014年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科技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效率之间、经济增长实力与专利产出效率之间虽存在相互作用,但其作用呈现非对称性,三者之间还未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循环。     

减排视角下企业的最优研发与补贴

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研发补贴与污染排放税收下的企业研发模型,研究了减排目标下企业的最优研发水平、最优研发补贴和最优污染排放税收。研究结果显示:适当的污染排放税收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产量的提高;研发补贴不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排挤效应",可以较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需控制在社会可接受收的范围内,否则,企业的生产活动会被政府停止。     

基于知识网络的团队研发能力增长研究

研发能力的实质是蕴涵于其中的知识。在分析团队研发能力及知识网络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分析和推理演绎等方法,研究基于知识网络的团队研发能力增长过程,提出基于知识网络的团队研发能力增长模式,指出研发能力增长过程是知识协调的过程。     

信贷扩张、研发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量”与“质”

本文基于1998-2012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信贷扩张与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从全国的总体来看,信贷扩张和研发投入对经济总量增长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研发投入的作用强于信贷扩张;研发投入对经济质量提升同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信贷扩张则相反。此外,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推动作用最强,中西部的推动作用较弱。“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既需要信贷扩张形成的资本要素,更需要研发投入形成的创新要素。     

中国最优R&D投入强度测算

如何优化RD投入强度,避免投入不足或投入过量,是一个现实的科学问题。本文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及实证分析,测算了2000-2011中国最优RD投入强度,基于目标,预估了2013-2020年中国最优RD投入强度。现阶段中国研发投资回报率仍明显持续高于资本投资回报率,RD投入强度还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应加大投入强度;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公司控制权配置、行业竞争与研发投资强度

论文选取2007-2013年上市公司研发投资数据,运用单变量分组差异检验和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司控制权以及行业竞争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大股东、法人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国家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具有负向影响,而股权制衡度、机构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具有正向影响,大股东股权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有微弱的非线性影响;而公司市场优势对研发强度有负向影响,行业竞争对研发强度具有正向影响;在交互性上,行业竞争可以减轻国家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负向影响,行业竞争与股权制衡在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上具有一定替代性。     

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分别研究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RD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LSTR2模型能够准确捕捉到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LSTR1模型能够准确捕捉到我国RD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最后,结合相关理论与实际情况对结果进行讨论,并指出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石油石化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影响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112家石油石化上市公司2012-2016年数据为样本,就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资金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其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期为三年且影响程度在滞后二期达到最大值;研发人员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等亦对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强化研发管理、增加长期持续性研发投入和完善创新人才体系等建议。     

技术不确定的研发项目投资时机期权博弈分析

抢先还是等待？研发项目投资时机的期权博弈分析表明,单头垄断时,企业只要考虑延迟投资带来的价值;而双头垄断可以有两种均衡：合作投资价值VC始终大于先动投资价值VL时,合作投资是均衡,但会晚于单头垄断时;VC与VL存在交点时则形成先动者-跟随者均衡,竞争将投资临界点提前。     

企业投资主导要素研究

现金流和成长机会作为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决策的两大核心要素,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二者之中,谁是主导企业投资的关键要素？学界尚缺乏讨论。进而,鉴于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对企业经营发展意义的差异性,本文将区别研究两种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现金流,还是成长机会？同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宏观经济状况与投资者情绪对两类投资对其主要驱动要素的敏感程度。为使研究结果更为准确且有意义,我们通过查找科技部官方网站公布2006-2013年度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名录,逐一确定其中的上市公司,以此为样本,借鉴McLean和Zhao(2014)的投资决定模型进行研究。（注意：此处公式见文中P3的公式(4)）本文将资产投资率I/A区分无形资产投资率与有形资产投资率分别研究,将成长机会q与内部现金率CF/A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且体现宏观经济状况E与投资者情绪S对两种驱动要素与投资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实际,本文参照Baker与Wurgler(2006)投资者情绪指数的构建方法,以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交易量、IPO数量、上市首日收益、新增投资者开户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六个指标为基础,并与工业生产增加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四个宏观经济状况的代理变量正交化,以此消除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审慎地构建了适合中国现实背景的投资者情绪指数。同时,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无形资产的投资实际,本文将其界定为“无形资产投资”、“开发支出”资产账户的本期增量与费用化的本期研发支出的总和。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无形资产投资与有形资产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现金流,还是成长机会。本研究得到了有意义的结论：无形资产投资受成长机会驱动的敏感度几近或者胜过其受内部现金流驱动的敏感度;而有形资产投资则相反,其首要地受内部现金流驱动,然后才是成长机会;总资产投资主导要素仍为内部现金流,这与我国企业投资仍以有形资产投资为主的事实相符。此外,在考虑企业环境状况时,本研究还发现,投资者情绪强化了成长机会对企业无形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而向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却强化了企业有形资产投资决策对现金流依赖的敏感性。本研究从一个新颖而独特的视角提出企业投资决策中主导要素问题的思考,借鉴并创新性地应用了国际学术前沿模型,区别关注无形资产投资与有形资产投资,并综合宏观经济状况与投资者情绪外部影响,研究中国企业投资问题,夯实了企业投资理论,充实了投资驱动的相关研究成果,有着较大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在这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无形资产日益成为企业决胜市场的关键,确定其主要驱动因素至关重要,本研究对企业创新及研发活动投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不完全合同下企业研发外包的控制权配置研究——基于研发路径转移的视角

在承揽研发外包的过程中,如果新的研发路径出现,代理方会将此路径披露给第三方,而委托方为治理这类可能发生的披露行为,会在双方研发外包关系形成时配置最优的控制权。尽管控制权越大,代理方的披露行为越能够被有效地治理进而委托方的收益也越大,但越大的控制权所带来的成本也越大,故最优的控制权配置应该在权衡该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进行。而在此过程中,合同的不完全性表现得越明显,委托方所拥有的最优控制权就越大。另外,不同于Lerner和Malmendier的论断,委托方配置最优的控制权将占优于不配置任何控制权。而相关的经验性证据也验证了这类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