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联顺应理论看文学作品中文化预设的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能否对原语中的文化预设进行正确的解读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所在。关联顺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既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也是一个译者不断做出顺应选择的过程。用关联顺应理论解释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预设现象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翻译中的关联推理

翻译是传递信息的跨语言交际,而语言交际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根据关联理论．翻译是一个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同时扮演了读者和交际者两个角色,翻译的过程就是推理和寻找关联的过程。本文作者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论述翻译中的关联推理．意在提升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运用关联理论的意识．对译者的翻译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     

关联与顺应—语用理论对翻译的诠释

在语用理论视角下翻译是双重跨文化交际行为,语用理论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关联理论与顺应理论对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宏观的理论和微观的策略与方法。语用翻译观认为翻译是对语境的顺应与选择的动态过程;翻译的本质则是通过明示与推理达到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     

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启示：最佳关联的追寻

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语用学视角对翻译进行了研究,旨在揭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思维运作的动态过程.翻译是一个寻找最佳关联的交际过程.译者从原语及其语境假设中进行推理,获得最佳关联,并在译文中明示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这是关联理论对翻译的一个启示.     

诗型广告翻译中的关联与顺应

诗型广告的语言风格保持了诗歌特点,其传达给受众的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在关联-顺应理论框架下,诗型广告的翻译其实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一个不断顺应与选择的过程。从语言与文化的复合维度来看,翻译诗型广告时,认知语境中的顺应与关联,是译者成功传达原文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之关键所在。     

关联——顺应论视角下的广告翻译

以关联——顺应理论为指导,研究广告翻译的过程。广告翻译实际上就是对原广告的明示、推理,获得最佳关联,并在其引导下,无论是处理文化意象广告翻译还是非文化意象广告翻译,译者都要动态地顺应译语读者的语言语境、审美期待和接受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语言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传达出与原广告相同或相似的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与翻译——《苔丝》汉译本中的三元关系分析

关联理论是语用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对翻译有着极强的解释力。根据翻译关联观,翻译是一种明示一推理的过程。它涉及作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三元关系。在明示一推理过程中,译者应用多种翻译策略有助于读者找到语境中的最佳关联,与作者成功交流。     

TEM-8翻译中的关联-顺应构思

借鉴语用学原则,结合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中的翻译实例,并从探讨TEM-8翻译中的解题策略着手,可以发现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形式,其根本交际意图是译者通过一系列顺应选择寻求原文理解以及译文输出过程中的最佳关联。关联是翻译的根本意图,而顺应则是实现这种意图的具体手段。具体说来,译者通过不断做出顺应选择,寻求最佳关联,获取对原作的准确理解和定位,进而通过系列的顺应选择在译文中产生关联明示,准确将原文信息传达给译文读者,实现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的基本等值。     

实现口译过程中关联的最大化

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认为翻译属言语交际行为。而在口译这种特殊的言语交际形式中,译者需要对源语与译入语做出选择、加工和转换。文章从口译的理论研究和特点出发,结合功能翻译理论中的关联原则及翻译观,举例探讨如何在口译过程中实现关联最大化。     

关联顺应与立法文本翻译

基于语言的选择性和选择策略的灵活性,建立了顺应论关照下的立法文本翻译的过程分析框架,引入关联认知机制,提出关联顺应原则。从语言内、外环境两个维度上论证了立法文本翻译是译者在推理机制作用下通过语境假设,在语言本体以及交际者、认知、文化等社会语境因素上对原语和译语进行双重选择与顺应,从而优化语境效果,并最终借助各种翻译明示策略重塑原语信息意图的过程。     

译者的信念-译者选择的方向性问题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翻译主体的研究话题往往在讨论谁是翻译主体,目前有四种看法,即译者;原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原作者、译者和读者[1]。几种看法之中都含译者在内,可见对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研究已备受关注。在以译者为翻译主体的中心地位的基础上,提出“译者的信念”这一说法来表述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实践中,译者的信念,即翻译者本人的翻译观、语言观、文化态度以及对译者自己的认识等内在的坚信不移的看法和认识,影响译者选择译本、翻译宏观和微观策略、译文表现风格、手法等几乎一切方面的选择过程,它是译者进行翻译活动和实践的内在支点和决策力量。本文作为一种初浅的讨论,仅作为笔者对译者作为主体的研究的一种主观性思考。     

论乔治·斯坦纳阐释翻译观下译者主体性的介入

斯坦纳的阐释运作翻译理论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极力予以彰显。基于斯坦纳的理论模式,把译者主体性这一抽象概念分解到斯坦纳的阐释运作翻译四步骤中,以此探究论证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能动作用贯穿整个翻译的动态过程,为进一步确立译者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TheManipulationof Translator’sIdeologyinTranslating InLiuVillage

Traditional studies on translation have generally been source-oriented. Since 1980 s, translation theorists shifted their eyes on new areas, such as culture, history, and ideology. Andre Lefevere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rewriting, including such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as 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over translation of In Liu Village by a famous writer-cum-translator Yu Lihua.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deology exerts constraints on the translator and influences her in such aspects as the choice of texts, the process of decoding and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忠实与雅化——从翻译伦理角度看英汉翻译中的“雅化”现象

＂雅化＂是传统翻译理论＂忠实＂观的体现和发展,是翻译伦理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其中,居于规范的伦理模式要求译者＂忠实＂于读者的期待,而服务的伦理规范要求译者忠实于翻译的发起者。     

浅析“极大极小策略”——从博弈的角度看翻译中的抉择

前捷克斯洛伐克翻译理论家列维第一次把博弈论用于翻译专题讨论中,他提出的＂极大极小策略＂把翻译行为描述为一种抉择行为,意为译者在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会选用能以最少努力达到最大效果的方案。＂极大极小策略＂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过程是一个博弈的游戏过程,在不同文本类型中,面对不同读者群其侧重点不同。     

从张谷若译《还乡》看译者的主体性：被操纵的译者和操纵的译者

本文以张谷若对《还乡》的翻译为个案,运用操纵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试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探索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说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性和主动性,提出应该充分肯定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     

译者中心论与翻译文本的选择--析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

运用"译者中心"论,从译者与原文、原语世界及译语世界三者的关系入手,分析林语堂选择英译《浮生六记》的原因,指出林语堂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具体实施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从文本选择看译者介入

传统的译论常常对译者作出理想化的要求,希望他们在翻译中尽量抹除个人的痕迹。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作为一个有能动性的主体,译者在翻译中的各个步骤其实都会烙上个人的痕迹。文本选择是一个社会性和具体因素结合的过程,其主要决定因素也是个人意志。     

译者的翻译思维模式对译文的影响

长期以来,“忠实”被捧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出现了“信达雅”“化境”等概念。其本质都是将原作视为“绝对标准”,忽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参与作用。其实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定会受其所处时代的限制,还会受到自身对所译作品的态度,及其人生阅历,思维模式,对文章理解的程度。判断标准等多方面的影响。译者的思维模式等决定了他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而决定了译文的文体构型特征。因此,译者对译文的介入是客观存在的,他的主观状态对译文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