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为了谋求革命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革命文学理论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是有其策略的。一方面将革命文学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为新兴的革命文学寻求文学内部的继承脉络;另一方面则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价为失败、不反帝、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为树立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这种评价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革命文学对新文学的有益探索没有进行积极的借鉴,以政治的标杆衡量文学的发展,暴露了革命文学理论的激进性和排他性,造成了革命文学流于政治口号宣传,创作方面发展严重滞后的影响。     

论阿英的革命文学政治观

在革命文学这一指定范围,阿英确立了政治的三重特性：革命性、理想性和先锋性,以及形式的三个层次：规范性、总体性和发展性。对“革命文学”的阶段限定和政治与形式的多重理解,构成了阿英的人本主义文学政治观。阿英的实践启发学界建构文学政治的“一体两面论”,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共生问题。     

鲁迅的革命与政治之“眼”

作为知识人的鲁迅如何理解、阐释并促进中国的革命问题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关于鲁迅与革命文学的研究,或者纠缠于“革命文学能否成立”和“什么人具备资格”(革命人能否成立)的问题,或者引用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与其言论表达相似的观点作为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活、文学、政治、革命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而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鲁迅如何形成革命文学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鲁迅所弃译的厨川白村和鹤见祐辅的几篇关于政治、文学与民众关系的文章则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论郭沫若的“革命文学”理论主张

20世纪2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诞生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对革命文学的发展,郭沫若写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文章。他主要从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革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艺家的思想转向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建构,并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对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自身的理论水平和时代的局限,郭沫若的革命文学理论主张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革命文学”论争的理论内涵剖析

“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基本上是从社会阶级斗争学说移植到文学领域中来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确认了文学的阶级性，强调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其文学批评的标准也完全倾斜在阶级性、政治性方面。因此，“革命文学”论争者们在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上，表现出对创作主体的最大重视，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争也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出现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革命文学的命名、论争与茅盾《文凭》的翻译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学先锋派创造社、太阳社等对革命文学的命名和论争实质上是对文学场内话语权的争夺。他们对革命文学设定的规范及对茅盾小说的评论使茅盾主动参与这场论争,体现出茅盾在文学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稍后翻译俄国作家丹青科的小说《文凭》则是茅盾为推出文学范本,挑战先锋话语、重新阐释文学规范并摆脱身份危机所作的努力。     

“革命文学”与“阶级论”文学观的形成

"革命文学"是后期"创造社"提出的对"阶级论"文学观的形成起过巨大作用的创作追求。冯乃超、李初梨、蒋光慈等人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态。"左联"的成立深化了"革命文学"并对"阶级论"文学观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是"阶级论"文学观成熟的标志,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研究数十年。回顾与重审"革命文学"和"阶级论"的文学观意在启示当前,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更好地发展。     

“鬼域-人间”的政治寓言——论20世纪40年代“民间信仰”的文学想象

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作家借助于＂民间信仰＂中＂鬼域-人间＂的文学想象,对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新旧政权,进行歌颂与暴露的政治隐喻性的对比写作,表达了他们对政治闹剧和解放神话不同的现实热情。     

爱情,以革命的名义——革命文学与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革命与爱情”叙事范式比较论

＂革命与爱情＂虽是十七年小说和革命文学共同的叙事范式,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创作主体、创作理念、创作特点及其发展脉络等层面,前者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开创时期左翼文学的雏形,后者显示了革命胜利后左翼文学的成熟形态。     

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组织化”趋势及其消解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这种文学“组织化”趋势日益强大和严密,直至在“文革”中走到了历史的反面。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文学“组织化”本质上属于制度化权力的表现,其中隐含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政治经济学,它主要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对创作主体的生存方式、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诸领域进行组织化规约,并最终确立了新中国行政指令性的计划型文学生产体制。但在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中始终伴随着消解它的历史潜流。     

“两个务必”是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宝贵财富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从革命历史时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时期都保持着它的不朽历史魅力，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增强政治素质、提升思想境界、优化能力结构、锤炼作风品格的生动教材，是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选择。     

“悖时”与“趋时”的变奏与共鸣——从路翎小说的心理展现看其创作的时代特质

在革命文学叙事的既定模式中,路翎创作对心理展现和精神探索的极度执迷,使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显示出颇具"异端"色彩的"悖时"性特征。但从路翎心理展现的实际来看,他与革命文学主潮无论是原则性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上,还是具体的创作风格和最终旨趣上,始终保持着热烈的响应和密切的参与。"悖时性"和"趋时性"的矛盾、分裂感,在路翎的心理展现中其实以更为复杂的形态将所谓时代特质表现得更加丰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需要厘清的关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大学本科教育中新近开设的一门政治理论课程,为了进一步深化课程教学、改进教学效果,必须明确课程定位,围绕课程目的,厘清其与中学历史课、专业历史课、＂概论＂课等相关课程的关系;同时,要围绕课程内容,正确分析、比较＂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改良与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与人民共和国等几对关系。     

鲁迅与《十字街头》

《十字街头》是“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参与了主编工作,并在刊物发表诗、杂文、通信等计11篇。鲁迅以《十字街头》为阵地,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揭露其派系斗争和奴化教育政策,批评明显倾向国民党统治的文人、政客,扶植革命文学青年,给予《十字街头》这一刊物以战斗的生命。     

毛泽东的红学贡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毛泽东一生推崇《红楼梦》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促成红学成为三大显学之一。毛泽东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他信手拈来《红楼梦》事例,连类比喻,说明深刻革命道理,异彩纷呈,表现了他的革命红学观。他从文学上解读《红楼梦》,表现了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致的思想。晚年的“吊膀子”是为了“掩盖政治斗争”说,无疑是认识《红楼梦》的偏颇之见。     

欲说还休的两难：“红色经典”情欲书写策略

情欲描写是小说的重要叙事元素之一,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情欲描写呈现出重＂情＂轻＂欲＂的倾向。在＂红色经典＂小说中,情欲描写一向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雷区,但这并不是说＂红色经典＂中就没有情欲描写,只是这种书写采取了某种特殊的方式和策略,即正面人物远离情欲,小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情欲泛滥。总地说来,＂红色经典＂的情欲书写处于欲说还休的两难境地。     

“红色经典”再流行现象的生成探析

＂红色经典＂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革命为主题的文化生产。＂红色经典＂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几乎运用了所有的媒介手段和艺术样式,包括小说、广播、戏剧、影视、绘画、音乐等等。其中洋溢着浓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的＂红色经典＂电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成为新中国50到70年代最主要的精神消费品,＂红色经典＂影视再流行是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中国文化现象之一。文章力求从艺术学与社会学角度,通过考察＂红色经典＂电影的生成语境、价值评判和历史发展,探求其再流行现象的内外动因,并从中反思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