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诗》学观论略

孔颖达主持编纂的《毛诗正义》既是对汉魏六朝《诗》学的总结,也代表了唐代《诗》学的最高成就,对唐以后的《诗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颖达关于"诗有三训"、"诗是乐歌"以及对于"六义"的深入阐释,是孔氏《诗》学观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唐代《诗》学承前启后、兼容并包的风格特点,预示了有唐一代恢宏开阔文化气象的征兆.另外,作为一个全新时代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毛诗正义》中的许多思想又吸纳和融入了初唐人的政治和文化观念,对日后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

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是一部为适应唐代治国与科举之需而诞生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孔子删诗问题及三颂体制差异等方面别有新见。在“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论孔颖达《毛诗正义》中的校勘

孔颖达《毛诗正义》的校勘工作和注释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校语皆融于注疏文字中。长期以来,其校勘成就被其辉煌的注释成就所掩盖,人们对之未有足够的重视。《毛诗正义》中的校勘方法多样,校勘态度极其审慎,结论令人信服。孔氏理应在校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毛诗正义》看孔颖达的词汇观

孔颖达时代虽未有明确的语言学理论,但在《毛诗正义》中对语言现象已多有关涉和阐述,有不少是孔氏的创见,如较早地运用声训来考求词义、创造性地提出＂对文＂、＂散文＂的概念、对同义连用现象的分析等,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语料。     

《毛诗正义》的《诗序》作者观

《毛诗正义》基本坚持子夏作《序》的观点,但在部分篇章的疏解中又加入了后人、毛公,使《诗序》作者问题变得复杂多端。这既与其工作的经学性质有关,又与历史事实相符。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除儒家外，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主张焚毁；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主张废弃：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论汉赋及时代风尚

赋，最早是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出现的。春秋时卜商的《毛诗·大序》中说：“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春宫·大师》郏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第一段]     

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教育思想

孔颖达《礼记正义》对《礼记》的教育思想进行讨论并加以发挥。整体看,《礼记正义》主要围绕教育的内涵、教育的内容、教育者、受教者等4个方面,阐述了教育“化民成俗”的政教内涵及其政治意义;明确了教育内容就是儒家经典;特别强调了教育者必须兼备学识、品德两方面的素养,以及在具体教育活动中“师法”得当的重要性;也要求受教者尊师重道,努力勤学儒经并践行圣人之道。     

郑玄《诗纬》学论略

以汉代经学大家郑玄《诗》学研究为考察中心,从其现存的《毛诗郑笺》及辑佚的《毛诗谱》、《六艺论》对《诗》的论述中去寻绎《诗纬》的客观存在。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从细节处揭示了郑玄对于《诗纬》的吸收与运用,也彰显了《诗纬》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     

试论孔疏与毛传、郑笺之关系——以《小雅》为例

《毛诗正义》是一本注解《诗经》的注书,历来研究者多认为其注疏原则是＂疏不破注＂。实际上,在孔疏对毛传、郑笺的注解中,不仅是单一的因袭旧说,更多的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补充和纠谬,从而完善了对《诗经》的注解。以《诗经·小雅》为例,着重分析孔疏中三个方面的创新之处。     

通经明史的孔颖达

古语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确，从荆轲刺秦王，到狼牙山五壮士，燕赵大地确实产生过许许多多激昂勇武的英雄豪杰，不过并非仅此，在这同一片土地上，也出现过不少满腹经纶的硕学通儒，唐朝初年的孔颖达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位。     

唐代鸿儒——孔颖达

孔颖达是隋唐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其学识渊博,尤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奉敕编撰的《五经正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和文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又因屡兼教育要职,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教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其实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如陆玑《草木虫鱼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关系,如同《草木虫鱼疏》、《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毛诗正义》的编次观

与传统《诗》学不同,初唐《毛诗正义》重视利用《诗经》文本的编排次序阐发大义,将编诗与作诗区别开来,注意到作者（诗人）、编者（太师）和序者等关涉文本的诸多因素,认为《诗经》的体系与思想,决不可能是作者一人所为,而是经过从诗人到编者,再到序者等不同时期的历史积淀。在这种客观认识的基础上,赋予编次以经学大义,不仅拯救了《诗》学权威,而且使《诗经》的文学性在经学的背景上凸现出来。自此,编次便成为《诗经》学史上的热点问题。     

论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

焦琳《诗蠲》是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一部《诗经》研究著作.以文学性的思想来研究《诗》学是《诗蠲》的一大特点,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文本为主、以情论诗、以意逆志、以诗释《诗》上,以文学思想解读《诗经》打破了文学与经学的藩篱,使《诗》脱离了圣人之义的窠臼,重新焕发出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论孔颖达独选《左传》释《春秋》的原因

唐代初期,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撰《五经正义》,在编撰《春秋正义》时独选《左传》释《春秋》,对《左传》极为推重。表面看和学术发展有关系,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为迎合唐太宗的治国需要和个人需要。其中个人需要和"玄武门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