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燕乐的发展及其对曲子辞创作的影响

从隋唐五代燕乐的发展以及燕乐歌辞的演变过程来看,燕乐的流行是曲子辞产生的直接原因;曲子辞的创作又为词体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音乐性和民间性是隋唐曲子辞的主要特点,长短句合乐歌辞是燕乐歌辞的主要形式。隋唐曲子辞在艺术表现、思想内容等多方面的尝试,对词体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之后词体创作的种种特点都能在隋唐燕乐歌辞中见其端倪。     

依“调”填词与词体的完型化

民间词无格律,格律是文人词特有的,是文人为应歌而采用的技术性手段。而格律的形成,又与文人“依调填词”中“调”的本位转移关系密切。文人开始作词时乃是依一定“曲调”填词的,而当广大文人参与歌词创作后,他们对歌词原生性音乐无法把握,又要求合乐可歌,故根据自己熟悉的、信赖的词体平仄“字调”填词。当这种按平仄字调填词成为文人歌词创作的主要手段时,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词体格律的定型,词体实现了完型化。     

依"调"填词与词体的完型化

民间词无格律,格律是文人词特有的,是文人为应歌而采用的技术性手段.而格律的形成,又与文人"依调填词"中"调"的本位转移关系密切.文人开始作词时乃是依一定"曲调"填词的,而当广大文人参与歌词创作后,他们对歌词原生性音乐无法把握,又要求合乐可歌,故根据自己熟悉的、信赖的词体平仄"字调"填词.当这种按平仄字调填词成为文人歌词创作的主要手段时,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词体格律的定型,词体实现了完型化.     

论先秦“辞”的演变及特征

先秦"辞"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体、文化现象。西周中期,"辞"从综合性的宗教行为中分化出来,指祭祀仪式中的言语,有着程式化、规范化的特点。最为典型的就是"六祝之辞",它是太祝沟通鬼神的专业性语言。此外,太祝另有"六辞",假借神意对人进行教诫,体现了周公神道设教文化改革的成果。春秋时期,通过任何方式与礼仪传统相联系,并具有教诫意义的话都被称为"辞","有辞"或"辞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春秋"有辞"观念和君子"立言"的思潮紧密相关,是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体现。孔子认为"辞"的特征为"文"。"文"指的是"辞"与传统仪式的关联性表征,如韵文、程式化的结构、特殊用语、"信而有征"的话语方式、仪式性场合等。而"诚"和"巧"是从情感和美学两个方面对"辞"的总体要求。     

“辞达”与“辞巧”

文章从修辞学的角度论述了孔子的“辞达”与“辞巧”观,认为“辞达”与“辞巧”具有辩证统一性,“达”与“巧”的对应关系是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还指出“修辞立其诚”是“辞达”与“辞巧”的大前提。     

戴侗《六书故》中的“辞”与“辞助”

从语法角度考察,戴侗《六书故》中对"辞"的说解有两义:一是句子(所谓"合言以成辞"),二是语助("所以贯其文、达其辞而畅其志也")。戴氏直接或间接解释的辞助字有几十个。在解释语助字时多用"借为"一语,明示了辞助的来源是文字的假借。戴氏又是最先提出虚词有"合言"形式的人。     

英汉翻译中语境对选词的影响

语言语境在英汉翻译中通过句内、句间语境对选词产生影响;非语言语境在英汉翻译中通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对选词产生制约.因此,翻译离不开语境,语境是翻译选词的重要依据.     

《九歌》的体式与原始“倚声填词”臆测

文章将《九歌》与《九章》的体式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篇幅一短一长，体式一复杂多变一简单，其中“二湘”与“二司命”在篇幅、句式及押韵换韵等方面都相同或相似。因此，推测《九歌》既是据楚民间“九歌”的改创之词，又是倚“九歌”曲调而填写的歌词，即屈原《九歌》是据“九歌”的九支曲调填写的十一首诗歌；进而论证“倚声填词”之法并非起于唐宋或六朝，而是古已有之。     

词、曲按“牌”填词的比较分析

每支＂词牌＂或＂曲牌＂因曲调结构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句法和格式,人们填写歌词时都要遵守这些句法和格式。曲与曲比较,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同是一个曲牌,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作品里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那么按＂牌＂填词时,词与曲的区别,曲与曲的区别,在此以作品为例来作以比较分析。     

影视配乐的创作手法与录制

影视作为“视”“听”相结合的现代高科技传媒工具,将舞台上的歌剧、舞剧、话剧、地方戏曲等综合艺术搬上荧幕,打破“舞台”固定有限场景的局限性,实现了时间与空间转换的极大自由,为观众的视听满足带来极大的便利性。影视作为声画结合的综合体,音乐已不是为了避免无声所填充的附加物,而是成为整个艺术构成的有机部分。影视配乐作为烘托画面气氛、强调解说情绪的一种艺术性创造活动,对整部影视作品的成败起到了关键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唐诗宋词"说评议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主要是元代以来边缘文人的观点,而正统文人多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只有限定于韵文系统内,文体自身历代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维、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使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胡适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事实上,"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远离文学史原生态."唐诗宋词"并提,但不"等值",唐诗比宋词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对唐宋文学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特定的角度看,此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应当作"定论"接受.     

晚唐艳体曲笔对词的影响

艳体曲笔，是以浓艳之辞写儿女之情，在很多场合下又借儿女之情寄托身世之感。晚唐诗歌的这一特色对于处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词的特殊风格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对唐宋诗词的继承与创新

毛泽东是现当代的化巨人、伟大诗人，他的诗词对当代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旧体诗词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对其诗词的研究，谈其对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的多，而对其诗词的历史渊源的探讨较少。对毛泽东诗词从中华民族化精神与艺术形式传统两个方面，系统地分析它与唐宋诗词的渊源关系，及其对古典诗词的化精神传统及艺术形式的全面继承、批判、超越与创新，对于繁荣当代社会主义的学艺术的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论唐代拟"玉台体"诗歌创作

“玉台体”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在中唐出现，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必然历程，同时也是这一时代诗人对它们的欣赏、共鸣与接轨的结果。它以超越盛唐、追求新变为主要目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给后代诗歌创作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     

唐宋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中唐自居易所首倡的“中隐”说除了隐于闲官一义之外，实际上还更指一种于物无著、闲适旷达的文化心态，它在文人词的兴起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的影响。而至宋代，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则又直接影响到了词中闲适、旷达之风的形成。     

纳兰性德词论及对其创作的影响

纳兰性德是清代词人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满族天才词人,与朱彝尊、陈维崧被并称为”清初三家”。朱、陈二人都曾提出了自己明确的创作理论,并开创浙西、阳羡二派。纳兰性德虽未开宗立派,但其词学见解、思想在诗、词、文中亦多有涉及,体现在对词的认识和创作方法上,还有对词作内容及风格流派的理解和把握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更新一代词学观念方面做了可贵的努力,并提出了“情致说”,对其词作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玉溪诗与梦窗词的"梦化"艺术

李商隐与吴文英在悲情体验中建构起的悲情性审美心理,决定他们必然采用以情驭文、凭心运思的主观化创作方式,表现出主体抒情性与象征性两大特点;又因其与梦运作的相通性,故可称作"梦化式"创作.而在意象与意境的选择和营造、结构的跳跃突变、语言的雕琢修饰等方面形成的梦幻奇丽的审美风貌,正是这种"梦化"艺术的体现.     

敦煌征妇词之新貌及其成因管见

与传统"征妇怨"不同,敦煌曲子词之征妇表现出鼓励、支持丈夫从军打仗、求取功名的思想取向,展现出积极乐观、昂扬进取的精神面貌与崭新状态。通过成因分析,敦煌征妇之所以呈现出与传统征妇不同的崭新面貌,与敦煌民众包括敦煌女性的爱国之心、唐王朝府兵制度下的慕功与尚武精神,以及唐代女性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唐宋词“点染”的艺术

“点染”是唐宋词创作中常见的技法之一。点与染之间的关系在词人笔下灵活多变,包括先点后染,先染后点,点少染多,染少点多,开头一点、通篇皆染、篇末一点以及点染穿插交织等。...     

"字思维"说与现代诗学建设

文章认为“字思维”可以理解为是汉字的造字过程及意义发生过程中的思维,其核心是直觉与理性的统一,而这种思维方式与汉语诗歌创造的思维方式又有一脉相通之处。围绕“字思维”的讨论,不仅加深了对汉字文化内涵的认识,而且涉及到对母语文化独特性的思考,涉及到古才的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这对于中国的现代诗学建设是有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