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本文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之说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周室寝微,政由方伯,公卿列士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被陈于王廷并因此走向衰亡;讽谏之诗衰亡了,以微言立大旨、寓损贬之义于其中的《春秋》于是产生了。     

从"《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谈孔子的《诗》教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一所载“《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的文字对孔子《诗）教具有重要意义，“乐”应为“《诗》乐”，“文”指“《诗）的文采”。“《诗》志”、“《诗》情”和“《诗）言”构成孔子《诗）教的三大核心内容。孔子籍《诗》培养个人的社会文化知识、情理涵养和辞令谈吐，由“志”——“情”——“言”的过程是君子以《诗》入学由浅至深、由内修至发外的过程。     

《诗》亡然后《春秋》作——论《左传》里引用到的《诗经》诗句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即面对当时“礼崩乐坏”道德衰退的局面,孔子欲通过寄寓褒贬于史书之中,建立善恶是非的标准,重新振起道德的基础。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过“六经皆史”,按这个标准,《诗经》也可以算是一部历史,其中的民族史诗便是其中代表,当然,《诗经》的历史的性质自然不如《春秋》强。然而,从其中体现的思想来看,两者还是相承接的。     

《诗》亡然后《春秋》作——意识形态真理话语的建构与更新

<诗>与<春秋>究竟发生着怎样的纠葛?这一追问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整个学界,至今尚未得到较好地解决.本文认为二者都是儒家士人为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一种言说手段,即通过对先人典籍的当下解读进行话语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先秦士人与汉代儒士共有的策略取向.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强调的乃是文化价值功能的衔接与转化,因而有其内在的逻辑链接关系,绝非如钱玄同、顾颉刚等认为的"无稽之谈".     

论《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

《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主要集中在释成书、释星象灾异、析义理和疏经义四个方面,其间所存留的资料,可与《春秋》三传相补充,是汉代《春秋》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关于束皙《补亡诗》的思考

束皙《补亡诗》补《诗经》六首“有目无辞”之缺，列于《文选》各体诗之首，本文从“补亡诗”产生的原因入手，考察萧统将束皙《补亡诗》列于《文选》诗之首的原因，分析萧统对束氏作品的推崇，同时引入对束作的不同评价的解释，探讨《辛卜亡诗》的作者，思考与诗乐礼的关系。     

论束皙的《诗经》学及其《补亡诗》创作

束皙的"兴"理论是魏晋《诗经》学者第一次从诗歌表现方法的角度论述"兴"的含义。所谓"兴",或为引譬连类,或为由见而感,是取之用以表达特定的含义。其《补亡诗》6首,贯穿了他的政教思想,并将自己"凡诗人之兴,取义繁广,或举譬类,或称所见"的"兴"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诗歌中,且运用得相当娴熟而巧妙。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复质与广大:《论语》和《诗经》的诗教思想

《八佾》篇"子夏问诗"和《阳货》篇"教伯鱼读《二南》",分别阐述了《论语》诗教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复质"与"广大"。从《春秋》"复质"思想出发,结合《诗经·周南》中的《汉广》《汝坟》两篇的具体文本解读,可以把《论语》诗教思想中的"复质"和"广大"两层意思联系起来,获得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理解。     

“性情”与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

孔子在说诗实践中之所以给予＂情＂以充分重视,就是想从＂情＂教来建立人道,最终将人的心理情感导向对仁德的追求,使人性朝着善的方向流化,从而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教结果。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黛玉教诗的失误——《香菱学诗》求异

当然,黛玉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她教香菱做诗的过程,却给我们当教师的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她对香菱的平易近人,对她激趣,同她讨论,并鼓励她大胆实践试作,还真的有点当老师的风范。这一点得到了现     

试论魏源《诗古微》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

学术界一致认为,魏源治经好求圣人的微言大义,其著《诗古微》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三家诗所蕴含的《春秋》微言大义,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魏源《诗古微》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主要体现在发掘《诗经》四始的微言大义;调整十五国《国风》的次第,从而阐扬《春秋》尊王大义;发掘《诗经》当中的"夷夏之辨"思想。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试论“温柔敦厚”之诗教

温柔敦厚是一种富于东方美学特质的诗论,也是儒家诗教的核心。但主张“温柔敦厚”,提倡美刺讽谏《诗序》的精神,却不是《诗经》的传统,它并不能涵盖《诗经》的全部。     

从《论语》看孔子的诗教

诗教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以降，诗教便成为一种以今本《诗经》为范本，浸润着礼义德行教化的教育，深为整个社会所看重。本旨在对孔子诗教的形成、功用及特点作简要阐明，以期获得对“孔门诗教”的较深入的认识，从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诗经》，对待诗教。     

孟子“《诗》亡”说及其在诠释史中的变形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作者和注疏之间的张力源自不同诠释者对经典理解的差异,同时这种理解差异根植于政教方式的变革及由此而引起的经典自身意义的变迁之中。经典和政治生活的交互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彰显。     

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春秋纬》对《春秋繁露》阐释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在阐释《春秋》经文内容时,并不局限于对《春秋》原意的解释,而是更倾向于近代阐释学所偏重的阐发,这恰恰也是《春秋纬》作者的用意所在。《春秋纬》在继承《春秋繁露》阐释意识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文本解读、理论重构以及文学想象等3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