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阿尔希那实验室:被遗忘的早期科学中心探索

20世纪初,西班牙发明家阿尔希那在巴塞罗那建造了一座名为“导师”的科学实验演示机构。在其离世后,该机构被命名为“导师阿尔希那”实验室。阿尔希那发展了物理学家约翰·丁达尔关于面向公众进行实验物理演示的理论体系,以寻求青少年科学教育的解决方案,在世界科学中心的发展历程中,进行了一次具有独创性但鲜为人知的早期探索。本文通过对导师阿尔希那实验室建设历程的考据,探索这一科学传播史上被遗忘的片段,并分析其历史地位。     

科学博物馆与科学中心——演化路径与当代趋势

将科学博物馆、科学中心、探索中心等互动型科学博物馆与中心统称为科学博物馆与科学中心(简称为SMC)。在澄清SMC内涵的基础上,按SMC的展示理念变迁将其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划分为:技术史展示阶段,展示现代科学和增强科学知识阶段,促进科学大众化与知识扩散阶段。并在公众与科学技术新的互动社会与环境下,指出SMC面临的挑战,提出SMC向第四个阶段,即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和尊重公众的主动地位阶段演进的趋势。在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语境中全面思考科学博物馆与科学中心的定位与演进趋势。     

科技文件运动过程中的“马太效应”

1973年,美国著名科学家、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默顿用这句话概括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作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默顿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MatthewEffect),用以论述科学社会中的评价与奖励机制。后来人们发现,“马太效应”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因而被广泛地引申和应用。“马太效应”真实地概括了优势和劣势的积累过程:一经存在有优势,这种优势局面就会不断加强;反之若处于劣势,则这种不利情形也会继续加剧。这就是“马太效应”,它…     

新闻报道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日本学黑田鹏信说，“求真的知识欲的对象有科学，求善的道德欲的对象有道德，求美的审美欲的对象有艺术。追求真善美这一人类的其同的原始本质，既关注科学，又关注人，科学与人是不可分割的。”科学与人的融合是时代性和人类性的追求，将他们各自的精华提升便成为“科学精神”与“人精神”。科学精神体现着“以物为尺度，追求真实、推崇理性、重在获取真知，实现最大功效等等价值和观念体系，而人精神则体现以人为中心追求美好、推崇觉智、重在达就良善、实现最大功     

“大科学”视野下科技馆教育的创新

“大科学”推动着人类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随着科技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一个从人类整体的宏观角度来审视科普教育的趋势正在显现。科技馆教育引入“大科学”视野能够提升科技馆目标理念的创新,推进科技馆教育内容的拓展,促进教育方式的新变革。     

科学博物馆与科学中心——发展历史及其根源①

本文以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的发展阶段为线索,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传播的历史发展,阐述了科学实践如何嵌入到博物馆的展览实践之中并从中发展起来,以及关于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观念变化如何在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得到反映,还展现了日益受到关注的科学传播如何在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层面体现出以公众需求为本。     

思考与实践:科技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核心概念”

传播“核心概念”是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国家、社会、时代的需求。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科技博物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成果,对于什么是“核心概念”、为什么要围绕“核心概念”开展科学教育、如何围绕“核心概念”设计教育活动,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将“核心概念”视为当代科技博物馆应履行的使命和评价科技博物馆科学教育、科学传播能力与水平的标志之一。     

新媒体环境下对科学信息传播的思考

Web2.0的出现打破了单一的固定的自上而下的科学信息传播方式,公众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新的传播方式带来了“碎片化”“去中心化”和科学信息的“个人主义”的局限性,为了走出这种困境,曾国屏等人提出的“生活科学”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但仅有新的科学规范是不足的,还必须坚持组织的“一中心”“多中心”和“无中心”的互补与结合,在新媒体环境下倡导科学技术文化本性的回归.     

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变革与转型——首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综述

随着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影响,人类意识形态中的社会结构正以数字化形式展示出来.面对新媒体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联合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2012年7月24-25日举办了首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研讨会,围绕“新媒体与社会发展”这一全球性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科普期刊助力科学教育类课后服务新实践——以《科学大众》为例

教育部等18部门联合发文,对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要求将科学教育作为课后服务最基本的、必备的项目。本文从《科学大众》“盘活存量、打造品牌、研发课程、虚拟展馆”四位一体课后服务实践案例出发,探索科普期刊“进校园”助力社会大课堂形成的有效途径。     

图书馆科学学刍议

图书馆学经过近两百年的演进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包含数十门分支学科的学科群组,具有了基本的自我认识能力.图书馆科学学的创建,来自于图书馆学自我认识的需要.图书馆科学学的任务,是探讨有关图书馆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     

目录学基本理论探讨

论述当前目录学存在的三个问题:①目录学概念混用;②目录学实践相互层级关系不明确;③传统目录学理论没有做好包容网络环境下新目录学的实践。笔者试图建立一个以“书目学”和“学科目录学”为双核心内容的目录学新体系,并把所有的目录学实践分门别类地归入到这个体系中,以此来解答上述提到的三个问题。     

新时代科普伦理的概念辨析与内涵界定

科普应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这种规范与科技伦理、传播伦理、教育伦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回顾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对“科普伦理”这一概念的定义并加以辨析,就我国语境下科普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的概念与内涵进行思考,提出在我国更适宜将科普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定义为“科普伦理”。     

图书情报学与传播学理论交叉研究综述

在调研近十几年传播学与图书情报学交叉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对传播学与图书情报学的学科比较研究、学科交叉研究等方面进行综述，并对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图书馆学及其对象的层次结构研究

关于图书馆学及其对象研究,应在图书馆学对象、图书馆学研究者、图书馆学的关系基础之上寻求研究者的视域融合。按照图书馆学研究者的认识层次的划分,图书馆学对象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次,相应图书馆学学科也呈现现象学、元学、方法学层次或形态。从根本上讲,图书馆学对象是所谓"图书馆性",图书馆学呈现现象学形态,是对图书馆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认识成果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这种系统化和理论化是图书馆学人对图书馆发生发展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论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数据化趋势

[目的/意义]图书馆学发展的数据化势不可挡,探索、发现、掌握和适应其中规律将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方法/过程]本文使用CiteSpace工具,以近五年国内图书馆学关于数据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得出图书馆学发展数据化的三个热点研究领域。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讨论图书馆学发展数据化的趋势、成因和策略。[结果/结论]图书馆学发展的确存在数据化趋势并且集中在五个方面,呈现四个梯度。在此基础上,发现图书馆信息资源深度开发的需要、量化研究方法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和图书馆学学科边界的拓展是图书馆学发展数据化的重要成因,并提出应对策略。     

知识管理理念下情报学研究路径探析

从"知识"、"情报"与事实、数据、信息的关系以及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和研究两个角度论述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天然联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知识管理理念对情报学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的影响,认为知识管理理念对情报学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最后,对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流程整合、过程整合、技术整合以及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整合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论软科学与情报科学的关系

通过将软科学和情报科学进行对比 ,找出并审察了软科学和情报科学的关系 ,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二者平行发展的前景     

档案学形成时期的外来影响探究

档案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档案学术研究开始进入到科学发展的阶段。但该词并非是滕固最先在中国使用。实际上,档案学一词在中国的早期应用有着深刻的背景,并带有国外影响的影子。在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明清档案整理和档案教育开展中,都存在着国外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借鉴与融合现象。基于这种与生俱来的国外影响现象,档案界不仅要重视国内外学术的交流和互动,而且更需加强国际档案学的建设,才能更好的发展档案学。     

中外档案学研究差异之原因分析

中国档案学研究内容广博,外国档案学研究内容精深;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以高校档案专业教师为主,外国档案学研究主体以档案实际工作者为主;中国档案学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外国档案学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中外档案学研究的明显差异性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与中外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教育体系和各国研究历史传统、档案职业专业化水平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在本文中,作者对产生这三个方面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