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交涉:九一八事变期间独特的外交争论

九一八事变期间，当事国的中日双方和代表国联的英国三方之间，围绕着是否通过、如何通过直接交涉解决中日争端，发生了一场独特的外交争论。1931年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前，中国同意在第三方介入下直接交涉。此后，针对日方企图，中方要求先撤兵后谈判。英国一度要求介入，反对日本所谓基本原则，但后来妥协，催促中国直接交涉，并答应不介入。日本尽管一直声称要直接交涉，实际上并不打算进行，除非中国接受亡国条件。因此，直接交涉不可能进行，和平解决争端也不可能。国联12月10日派遣调查团的决议，将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争其不当争 弃其不当弃——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清政府对外交涉浅析

中西交涉是中国近代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西交涉的历史基本上是中国不断丧失各种主权、西方列强不断攫取各种侵略权益的历史。从客观方面来说，“弱国无外交”，在英法等西方列强炮舰外交的威胁下，中国主权的丧失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主观方面，当时的清政府不愿意主动了解外部世界，不懂得利用正当的交涉来维护国家利益，     

张之洞与清末湖南对外交涉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参与指导了湖南的对外交涉,如教案交涉,开埠交涉和粤汉铁路交涉.通过分析张之洞在上述交涉中的表现可以探知其外交思想以及对湖南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交涉四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与交涉，史学界的相关论、论已多有论列，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关的中外交涉却少有论说。笔择其有代表性的四个具体问题，略作分析，以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当时的中外关系。     

关系秩序下的法律——中国司法腐败的文化解释

司法腐败导致法律权威的丧失。中国“法”在现有社会制度下，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呈现为“政治化”和“道德化”；从制度运行的角度来看呈现为“交涉性”，这种“交涉性’’的制度本身就为司法腐败提供了契机。当代中国司法腐败是这种“法”的交涉性机制在社会变迁的作用下与各种力量的交换而导致法律解构。因此，应推行法制现代化，遏制司法腐败。     

国民政府时期中日地方层面交涉模式——以“平潭惨案”为例

中日双方交涉具有层面性。＂平潭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地方层面交涉模式反复交涉于日本驻华领事;日本驻华领事则独当一面,在中日交涉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地方层面交涉模式有利于防止事件升级,确保双方关系的稳定。然而,随着中日矛盾激化,这一模式难以适应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被迫转换外交策略,地方层面交涉处理危机的模式随之寿终正寝。     

论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

论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黄庆鸿目前，史学界对曾纪泽在中法越南问题的外交交涉活动正在研究。本人认为，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的外交活动很有价值，与当时李鸿章所奉行的妥协退让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另外，他这次外交活动虽然无法成功，但留下了许多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中的伍廷芳

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为清廷大员的伍廷芳毅然投身革命阵营，先后任沪军都督府交涉总长、中华民国外交总长、辛亥南北议和南方全权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等职，主持辛亥革命初期的对外交涉，参与南北议和，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原则进行了努力。     

论1933-1934年中日之间关于北宁路关内外通车的交涉

北宁线关内外通车交涉是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后,中日之间进行的一系列"善后"交涉中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由于此次交涉在政治上的敏感性而在中日之间及国民政府内部引起强烈的争议,并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本文将在参考关于此次交涉的报导或评论的基础上,较为细致地描述其迂回曲折的交涉历程并剖析此次交涉的结果对华北局势的重要影响.     

西北界务谈判与西方地图使用——以光绪年间两次中俄西北界务谈判为中心

清光绪年间，中俄在西北有过两次界务谈判。当进的中交涉曾纪泽，许登澄等人缺乏来自国内可靠地图的有力支持，于是，出现了交涉中对于西方地图的使用，译介与研究，并由此引发了对传统地理学的反思，促进了近代理学的反思，促进了近代地理学的产生。     

"间岛"交涉与清末日本对华扩张

本文以清末中日“间岛”交涉为个案，揭示了日本歪曲利用中朝界务遗留问题，策划“间岛”事件，制造领土纠纷，通过协调与列强的关系，谋求对华扩张的有利局面，以六案交涉向清政府发起外交总体战，迫使清政府对其让步，使其在东北南部地区的势力得以大为扩张。     

试论近代的地方外交交涉机关

中国近代地方外交交涉机关的存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南北洋通商大臣、地方督抚与海关道一起形成了清朝政府对外交涉的三位一体体制 ,地方督抚处于这一体制中的核心地位。1910年 ,清朝政府在有交涉省份设立地方交涉使司 ,以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 ;1913年 ,北洋政府则撤销各省的外交机关 ,建立直属中央和地方交涉机关 ,但地方交涉机关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局面并没改变。地方官员办外交 ,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日韩关于归还冲绳问题的三边交涉

在学界对美日之间归还冲绳问题的谈判和交涉的研究中，涉及到日美就是否“事前协商”、“撤出核武”等问题的交涉，对韩国的立场和态度研究较少。其实，美日在归还冲绳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如“韩国条款”、“不应妨碍美国有效地履行其保卫远东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义务”等原则，本身就表明韩国对该问题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归还冲绳问题是美日韩三国之间交涉的结果，归还冲绳问题也折射出美日韩之间在安全上存在的三边“协作”关系。     

浅析交涉过程中的接受心理和拒抗心理

交涉的成败是由交涉时两种作用相悖的心理现象即接受心理和拒抗心理决定的。本文试图分析这两种心理产生的原因,说明在实际交涉中,只有提出者讲究方式方法,正视接受者,才能避免拒抗心理的产生和实现拒抗心理向接受心理的转化,使交涉顺利进行,达到自己的目的。     

略论左宗棠对中俄伊犁交涉问题的认识

中俄伊犁交涉是19世纪晚期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清政府为索回被俄国武装占领的伊犁,经过十年交涉,终于与俄签订了《伊犁条约》(又称《中俄改订条约》)。在此期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他本着维护清王朝疆土完整的原则,对交涉给予有力的支持。探讨左宗棠对中俄伊犁交涉问题认识的变化,无疑将促进我们从历史角度加深对中俄关系的正确理解。主要阐述左宗棠对中俄伊犁交涉问题的认识及他所采取的行动,探寻他在中俄伊犁交涉过程中的思想轨迹,进而揭示其所发挥的作用。     

程序伦理的三重语境

程序伦理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不但关注道德决定的实质性内容，而且关注做出决定过程的独立价值和道德意义。传统伦理学不具有程序伦理的特征，因为，程序伦理之“程序”特指现代程序，即不只强调程序的过程性特征，还强调程序的交涉性特征。程序的交涉性特征赋予了程序一种价值倾向，即所谓正当的程序。可见，     

伍廷芳晚清交涉活动述评

伍廷芳是晚清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特别是在交涉方面颇有建树。他在晚清的交涉活动主要可分为入李鸿章幕、初次出使、回国修约、二次出使四个时期。维护民族利益是贯穿其交涉活动的一条主线,他后来出任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与他在晚清时期的交涉成就有很大关系。     

中英围绕香港回归的最后交涉

1992年，彭定康督港后，中英双方围绕后过渡期香港问题展开了交涉。面对英方制造的一系列的“麻烦”，中方坚持“港人治港”的原则，并在中英交涉中采取“以我为主”的灵活策略，使关系到香港的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从而为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和保持香港继续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对外交涉述论

中法战争时期的对外交涉中，李鸿章先后主持了李宝谈判、李脱谈判、李福谈判、李伊谈判、李巴谈判，对战争的进程有重要影响。李鸿章在谈判中有过妥协，更有过抗争；其妥协多是在清政府授意下做出的。探讨李鸿章的对外交涉活动，以及李鸿章思想变化与朝廷态度变化的关系，对中法战争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1901年前后的中俄交涉

1901年前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清政府面对这种形势展开了艰难的外交斗争，其中对俄国企图霸占东北的交涉尤显曲折。面对俄国的威逼利诱，清政府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在各国的夹缝中寻找列强之间的矛盾焦点，最终赢得了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1901年前后的对俄交涉是政府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的成功范例，表明弱国也有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