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法律文化传统对宪政的影响

法律文化传统对宪政的形成与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英国,法律文化传统为宪政提供了四个支撑性的法律观念,即法律至上观念、限权观念、契约观念和自由观念。对这四个法律观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英国宪政的本质。     

清末宪政理念产生之原因

清末的宪政是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而效仿西方而进行的政治改良运动,是基于内忧外患等恶劣形势所引发的社会变革。维新变法拉开了中国宪政运动的序幕,但其理念在中国的产生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西方宪政理念的发展与传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构成了清末宪政理念产生的三个主要原因。     

历史经验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三大转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历史发展相伴相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过程经历了三大转变,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最初单纯的理论追寻传播向具体实践运用传播转变,由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有限的地下秘密传播向大众传媒公开传播转变,由工具维度的传播向人本关怀维度传播的转变。这三大转变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认识的逐渐深入,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提升。     

历史经验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三大转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历史发展相伴相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过程经历了三大转变,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最初单纯的理论追寻传播向具体实践运用传播转变,由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有限的地下秘密传播向大众传媒公开传播转变,由工具维度的传播向人本关怀维度传播的转变。这三大转变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认识的逐渐深入,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提升。     

中国宪法的演变与宪政的曲折之路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与宪法和宪政相关的举动已经开始频繁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胡锦涛总书记发表关于宪法的重要讲话,并率全体政治局成员集体学习宪法。这使得宪政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曾出现过多次热潮,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历史教材始终没有明确突出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而教师则不应忽视之。10 0多年来,中国人对宪政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却与宪政一次次擦肩而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宪政之路的曲折历程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宪政与宪法…     

论美国制衡民主的宪政制度

在发达国家,运用宪政制度对民主政治进行制衡使民主政治能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已有很长的历史.而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宪法-美国联邦宪法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现今中国宪政可从美国联邦宪法对民主进行防范制约制度中得到一些启示.     

继承与超越:社会资本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之路

中国是一个社会资本传统厚重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宪政文明逃不开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环境。有些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现代宪政文明建设,有些却不可以,甚至会阻碍它,因此对社会资本传统既要继承,更要超越。以自由主义为思路的宪政设计路向不符合中国的社会资本形态,中国的宪政之路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这种宪政的建设方案允许精英民主甚至威权成分的残留,当然这是一种过程性质的。中国民主宪政函数中的民主将从中国的“重民”和人们之间的互惠、信任、自治传统中生发。     

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探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新民主主义宪政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宪政学说.     

启蒙的偏向和缺失：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价值转换

规范国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是自由主义宪政的核心理念,而不能相反。在宪法观念的启蒙和传播中,清末民初公共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共和等观念体认上的偏向和误区,是民初自由主义宪政试验失败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之一。亦表明近代中国的宪政努力从一开始即发生了起点的位移和偏向：宪法观念尚未彻底世俗化,尚未落实到以人为中心,以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价值核心。     

宪政运动与国民教育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把七个关于制宪的提案合并通过而又组织了一个宪政期成会,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蒋议长在开会词中说,这个案子之通过是本届参政会最大之收获,可见得实现宪政是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了。闭会之后,社会上不久就组织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来响应这一议决案,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宪政运动,它的发展的前途应该造成一套适合国情而又进步的中国宪法。     

西部开发与政府法律人格构建

政府法律人格理论的提出，是人类社会近现代法治明的产物，其内涵是指政府应是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体，它包含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人道政府，国家与政府相分离等逻辑性法治命题。政府法律人格理论的实质是对行政权力实施有效的法律控制，其核心内容和精神要旨是建立法治政府，政府法律人格构建对西部开发具有法制投资，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创建有效政府，促进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等独特功能和意义。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困境和前景

在梳理法治含义的基础上，可以对法治政府进行广义和狭义区分。西方国家法治政府的形成是在法律秩序在社会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首先出现广义的法治政府。而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首先必须从狭义法治政府入手，通过对行政权的制约未逐步实现法治国家。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作用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对其他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能。我国检察机关的权力内容与国家地位和西方检察机关不同,但法律监督权的单独设置也体现了权力分立与制衡思想,这在我国具体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与科学性。当前,在我国权力监督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检察机关对公权力的法律监督,尤其是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以保证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     

论政府的环境责任：以契约为视角

契约原本是民商法范畴的一个概念。而到了近代,经过西方法学学者们的努力,创造出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学的理论——契约论。契约论解释了国家的起源,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依其观点,国家是民众以契约的形式根据合意而组成的,国家的公权力来自于民众所让渡出的自然权利。而政府则仅是代表全体民众而行使公权力的代理人。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日益令人民感到危机和恐慌,时刻为人类敲响警钟。     

从政策调控高职教育走向依法治理高职教育

政策和法律是党和政府调控高等职业教育的两种基本手段。政策在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一直以来,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是党和政府调控高等职业教育的最主要手段。然而,从长远来看,重政策,轻法律,其弊要远大于利。首先,政策调控基本上是一种人治,不一定体现公共利益,容易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决策错误;其次,政策的短期效应,容易导致政策实施效果差,也不利于统筹规划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再次,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会降低法律效力和威信,进而导致高等职业教育法律的政策化。政府亟待从政策调控走向依法治理,以法律为主,政策为辅。     

政府法制机构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如何定位和发挥作用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环节。而作为一级政府专设的法制部门,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并为其提供必须的主客观条件,就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应当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贯彻实施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使政府法制机构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美国联邦制的发展沿革

美国的联邦制经历了由“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到“新联邦主义”的发展历程 ,即保持权力关系的相对平衡 ,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被打破到重新寻求平衡权力关系的过程 ,反映了美国联邦政治的“弹性”。如今美国联邦政府在政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时势的变迁要求联邦政府保持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传统与现实又要求保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独立发展的权力地位 ,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在兼顾两方面因素的前提下共存。     

外部不经济性环境行为的法律责任调整

从环境行为外部不经济性理论的产生、政府对外部不经济性环境行为进行干预的经济学基础两方面分析，环境法律责任的经济学基础是环境行为对环境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基于此，政府必须利用法律责任对外部不经济性环境行为进行干预，甚至通过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对其进行调整。     

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和教师的专业权力

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使传统的教师与政府、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师职业的性质正逐步由过去的国家干部转变为专业人员。但教师职业实现专业化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对实现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教师法》对教师法律地位的规定过于笼统,在法律的适用上还存在一些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论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以法治政府为视角

中国政府正处在向法治政府演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行政法不仅起源于这个过程的起点，而且是推进这个过程的主动力。法治政府的演进轨迹折射了行政法的运演过程，法治政府的逻辑外现有有限政府、理性政府和责任政府，而中国古代有关行政的法律制度仅仅停留在纯粹的行政管理层面，完全没有法治政府的价值趋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