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丹宗教信仰变化看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

契丹巫教是契丹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契丹氏族、部落时代,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文明特色,直至契丹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巫教在辽朝宗教信仰上仍保持着权威地位。随着契丹社会发展和辽统治区域扩大,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增强,中原儒、佛、道三教在辽地广泛流传。契丹族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对巫教信仰逐渐淡薄,尊儒、祟佛、信道成为主流。这种扬弃落后,吸收先进,共同发展的历史现象,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     

契丹文化观与契丹艺术

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猛烈撞击、中北亚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游牧生存方式等因素,形成了契丹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契丹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使契丹艺术呈现出既接受、借鉴汉族艺术,同时又重视艺术本土化的特征。     

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问题

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一直有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热烈讨论,形成了互不相同的三种意见。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发现了关于这个词组的几种不同的写法。对比研究这些不同的写法,对检验不同释读法的正确与否提供了条件。     

契丹字词拾零

本文对几个契丹小字词语和原字进行了探讨,认为■、■为■(耶律)的单数异写,读音为yala'u,即汉文中曳刺、爷老、夜落等的原型;■为[tete]或[tata],和汉文的惕德、鞑靼均为同一族名之译音:■为动词,意为拿、控制、建立等;■为动名词,意为建造、建筑物等;■为名词,意为营造者、创造者等;原字文、幺同音,均为[ia];原字■、文、文、文、文的用法和读音均不同,文的读音和余[ai]相同或相近,文的读音可能含有音素[a]。     

契丹社会风俗观念释例

10世纪前期的契丹社会,曾经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共同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契丹人的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观念等具象的表现形式,仍然散发着浓厚的契丹草原风格。通过对这些历史现象的阐发,可以清晰地领略契丹社会具体发展面貌。     

契丹柴册制度考

学界及辞书普遍释辽代柴册礼是辽代皇帝即位之仪。本文辨析了辽代的柴册礼仪的史实,指出该礼仪并非都是辽帝登基即行之仪,也是契丹王公贵族加封求吉之仪。     

契丹始祖传说与契丹族源

契丹白马青牛传说和奇首可汗传说是两则不同源的始祖传说。奇首可汗传说起源较早,奇首可汗在历史上的原型就是领导宇文鲜卑迁入辽西的莫那。白马青牛传说反映出契丹族有两大来源,一是源自宇文鲜卑的早期契丹人,一是在唐开元、天宝以后融入的室韦、回鹘成份。建立辽王朝的耶律氏家族出自后者。     

云南契丹后裔探源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与文物（家谱）等资料，探讨云南契丹后裔的历史源流。认为他们是蒙元时期随忽必烈征“大理”进入云南的，后被封于今滇西地区，由于军事镇防所需，这些契丹族官兵便留居云南。明、清时期，云南契丹后裔自称“本人”或“本族”，有的被封为土目、土舍，而广大人民群众则积极从事和发展各业经济，他们为安定地方，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和发展当地社会生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蒙元时期契丹人婚姻研究

辽、金时期契丹人的婚姻主要是耶律和萧氏两姓间的通婚,进人蒙元时代,契丹两姓传统婚姻模式开始受到大的冲击,契丹人的婚姻呈现多样化特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均成为契丹人联姻的对象,而与汉人间的婚姻,又是契丹人婚姻发展的主流.多元通婚的日益普遍使得契丹人渐失本民族的特征,成为日后契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的重要原因.     

契丹服饰文化与社会生活

契丹民族服饰的特点与其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契丹疆土的不断扩大,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广泛接触,特别是与汉民族接触的机会增多,契丹服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服饰文化的演变对契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城以北大草原上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契丹人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契丹人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文学艺术。而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学，则给相激相融、互动互补的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历史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为辽、宋、金、元时期文学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云南契丹后裔的佛教

云南契丹后裔的佛教是继承辽国时的佛教与云南佛教相结合,而发展成为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宗教,既有自己的宗教观,又有完整的宗教机构     

契丹民族玉器述论

以游牧为生的契丹民族,在历史渊源上并无用玉的传统。建国以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礼制、宗教、世俗以及朝聘往来诸领域广泛使用玉器,形成了具有浓郁草原文化气息的玉文化,对其后的金元玉器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族玉器系统,为中国传统的玉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契丹人与渤海人关系探微

公元926年,契丹人一举攻破渤海国都,渤海国灭,从此渤海人成为契丹统治之下的臣民。渤海与契丹两族长期接壤,二者之间的接触一直伴随着两族的成长与发展。提及渤海人与契丹人的关系,学界的观点集中在两族之间的"世仇说"上。有关的研究者便以此为线索,致力于探索两族所谓"世仇"的缘起,寻找导致两族之间结下近百年仇怨的事件及发生时间。通过对十世纪之前渤海与契丹两族之间互动与交流的考察,系统地梳理了两个民族间的恩怨。认为阿保机灭渤海其根本并非仅仅因为"世仇"之说,而是契丹国家发展壮大、经略辽东、稳定后方,向南发展重要战略部署中的一项,并由此一窥渤海与契丹人的早期历史。     

蒙元时期契丹人的迁移研究

辽亡后,契丹人在金朝的社会情况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金朝统治契丹的组织形式和民族政策。对契丹人在金代的迁移问题研究已经很成熟,而对蒙元时期契丹人迁移这一问题,却没有太大的关注,作者通过所了解的元朝史籍,提出自己的看法。     

安史之乱前后的奚、契丹

在与奚、契丹的对抗中,安禄山领导的东北三镇的军队发展为唐朝最强大的军队。安史之乱爆发时,由于唐羁縻内、外蕃的方式不同,导致奚、契丹的分化,属于内蕃的奚、契丹被安禄山扫地为兵,属于外蕃的奚、契丹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与勤王的唐军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安史之乱后,回鹘雄倨于北亚,奚、契丹长期附之。     

察哈尔右翼前旗契丹干尸成因探析

1981年,察哈尔右翼前旗固尔班乡豪欠营村湾子山M6出土了一具契丹干尸,其形成可分为内因与外因两种原因。内因是尸体中含有砷、白矾、铜,以及尸体全身套有铜丝网络和穿有多层吸水性与透气性较强的丝织和丝绵葬服,使尸体自身形成了一个无菌环境,及时抑制了细菌的生长,使尸体以干尸的形式完整地保存下来;外因则是尸体的墓地、墓室的环境异常干燥,从而加速了干尸的形成。     

契丹柴册时地考

契丹族的柴册仪,属于辽代礼仪中的吉仪,相传为阻午可汗创制,初为部落联盟选举可汗之仪,辽建国后成为新帝即位时的定制。前辈学者对这一问题多有研究,然而对于柴册礼的举行时间及地点的研究还存在缺陷。虽然《辽史》中关于柴册礼的记载既缺乏又混乱,但并不是无迹可寻。笔者认为柴册礼的举行时间多在十一月,是由于后世效仿辽太宗的缘故;柴册礼的举行地点与四时捺钵相同,皆分为两个时期,即太宗至景宗时期在木叶山行柴册礼,圣宗至天祚帝时期在白岭行柴册礼。     

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

本文说明了相关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契丹国书》中一个古老传说所说三个皇帝，实际上与第一、第二、第三没有联系，因而讨论数词时可以不受它的影响；二是基数词与序数词的关系。基数词与序数词的写法不同。对基数词的读音历来有不同意见。本文认为，从序数词构成成分的分析和拼读当中可得出基数词的实际读音；三是关于契丹小字的拼读法。根据契丹小字原字的分类和元音和谐规律，可探索出比较接近契丹语实际的拼读法     

走出契丹族发祥地马盂山误区

关于契丹民族发祥地的问题,近年来多有争论。作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大量地上地下文物与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契丹民族发祥地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提出了马盂山地区是辽国盛世京都管辖平泉畿地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