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穆青

10月11日中午骤闻穆青逝世的噩耗,惊呆的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就在9月16日,我还与穆老通了电话。他说已从北戴河回到北京,身体恢复平稳。并说已为我们正在撰写的红旗渠史稿口述了序言,就是长了些。他想把记录稿再精练精练。就在10月8日上午9时30分,我又与穆老的秘书通了电话。我问穆老身体咋样?秘书说没事,很平稳。还说“老头”给你们写的序言已修改整理好。我说这几天一直阴雨低温,等十天半月树叶红了,请穆老再来红旗渠畔拍摄太行红叶。秘书说,好。好。红旗渠畔拍红叶,是“老头”多年的心愿。隐隐约约,我还听到那边电话机旁穆老爽朗…     

终生献给党的新闻事业的战士——回忆王揖同志二三事

在同辈人中间,大家几乎都对王揖同志有个共同的印象:他精力充沛,身强体壮。我万万没有料到,竟会突然收到他去世的消息。他走得太早了.太出乎同志们的意外了。 9月20日,我从外地回来.一进家门,就看见桌上放张字条说北京来电话.告知王揖同志病危。我简直不相信这张字条,以为电话中听错名字:误记下来。于是,我急忙给王揖同志的老伴陈振翟同志写信,给北京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写信,打听他的究竟。不料,9月24日又得到了更坏的消息:王揖同志已于9月22日逝世了。信中并说,在他病倒之前,正在为筹     

挂念陈原先生

陈原先生住进北京天坛医院已近一年了,我虽能不时地去探望他,但还是时常挂念着他。陈老是2001年9月23日在北京红螺寺召开的《赵元任全集》编委会上突然患病住院的。去年9月22日,我从昆明回来,想起与陈老约好书市回来见面,便几次给他打电话,可一直没人接。我自我安慰道,陈老可能外出开会了。9月28日,我爱人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到刘杲先生的电话,陈老病了,很严重,住院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会?他十天前打电话还谈笑风生呢。我赶紧给柳凤运先生打电话,柳先生说,是的,陈老处于昏迷状态,医院正全力抢救,目前还不能去探望。柳凤运先生说,陈老是在工作岗位     

终生献给党的新闻事业的战士——回忆王揖同志二三事

在同辈人中间,大家几乎都对王揖同志有个共同的印象:他精力充沛,身强体壮。我万万没有料到,竟会突然收到他去世的消息。他走得太早了.太出乎同志们的意外了。9月20日,我从外地回来,一进家门,就看见桌上放张字条说北京来电话,告知王揖同志病危。我简直不相信这张字条,以为电话中听错名字,误记下来。于是,我急忙给王揖同     

临风而歌

吴洪森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有挚友，而他的朋友摩罗则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有神交。因为，我至今还只和摩罗见过一面。     

潇潇洒洒,一路走好——写在战友吴顺祥远行之际

谁也不相信他病了,谁也不相信他走了。4月初,当有人告诉我吴顺祥得了肺癌时,我斥之为胡说八道,因为就在一周前,我们还一起陪从家乡来的“父母官”吃饭。席间他表现非常活跃,频频举杯祝酒。因满座皆     

抓住机遇 紧追不舍

我采写的《廉政楷模毛泽东》和《李银桥住院记》,在《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近20家报刊头版或者它版头条刊出,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93年4月12日,铁二十局中心医院住进来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15年,担任过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当时,我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1993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17周年纪念日;12月26日,是毛泽     

平凡的记者 忠贞的战士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感情上还怀疑胡星原是否真的离开了人世。对生活如此热爱的人竟然就死了,真叫人难以相信。但是我不能不相信这是事实。星原是《羊城晚报》驻上海的特约记者,这几年他全心全意地为这份他所热爱的报纸努力工作。7月11日中午,星原在成都饭店吃午饭,邻座有人吵架,他去劝解,被其中一人辱骂,当时晕例,送医院急救无效,死了。这正是星原的性格,他大概是死于心脏病,也死于他的性格。假如他不是那么爱管闲事,大概是不至于死的。星原虽然过了六十岁,而且头发已经全白,但他还保持着年轻时那种热     

悼徐铸成同志

去年12月23日,《文汇报》唐海同志电告我新闻界前辈徐铸成同志因病逝世的噩耗,开始我还不愿相信。直至我打电话给他的孙子徐时春同志,才证实此不幸消息。真是新闻界的一大损失,而我更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感悲痛!不久前,我们还一起参加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联合时报》的社务委员会议,亲聆他中肯的发言,这次他匆匆和我们永别,实出乎意外。因为他虽有85岁高龄,除了目力较差外,身体尚健,晚年勤奋写作,老当益壮。     

深切怀念敬爱的黄灼耀馆长

1987年9月23日上午,我正在出席广东省图书馆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突然传来黄馆长病情危急的消息,便和参加会议的杨、蔡两位副馆长立即赶到医院探望。当我们赶到医院时,他已完生失去了知觉,依靠着吸氧机来维持着他的生命了。我惭愧自己无能为力,对他的病情不能有所帮助,但我们多么希望有高明的医生能夺回正被病魔吞噬着的生命啊!晚上10时40分,推人心碎的噩耗无情地传进了我们的耳膜,使我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我从心坎里一次又一次呼唤着:我们的好馆长啊!您不能这么快离开我们,不能离开您关心。培育过的并时刻想念着您的图书馆战士! 我不愿意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他那颗患诚、坦白的心脏会停止跳     

小许说我是他最好的伙伴

他就像在我眼前,我不相信他已经走了。前几天他还一直在谈怎么把报道搞好、搞得深入。小许是个非常豁达的人,几天前他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在这儿工作的中国记者。在我看来,其他记者是不会写这种为别人扬名的稿子的。小许在文章里写道:小吕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爆炸现场。我和小许是同时搬到使馆来的。搬来的那天,空袭警报拉响了,整个市区一片黑暗,他还到我     

"红镜头"背后的故事——"电视将军"刘效礼访谈录(下)

“要站着拍而不是跪着拍”(1992年2月,首都电视界举行了一次《望长城》的研讨会。刘效礼的老领导、原新闻部主任夏之平说,我是看着刘效礼长大的,长城挡不住他,我相信他还会有大作品问世。)刘效礼: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的思绪凝聚在19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上。就提出了拍摄《毛泽东》的动议,后因种种原因未批。1993年初,我再次提出拍摄《毛泽东》的具体设想,杨伟光台长拍板定案:“你们是国家队,要拍出国家队的水平。”此时,距12月26日还不到8个月。董岩:中国第一部纪念伟人的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就这样提…     

市委书记的两篇稿件

去年9月10日是全国第一次教师节。作为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北京青年报,决定在这天出教师节专版。节前,编辑部召开专门会议布置任务,由我负责约请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同志为专版写一篇稿件。第二天,我从李锡铭同志的秘书那里得到了两个不太乐观的消息:一是常有一些单位,其中包括一些大单位请李锡铭同志写文章、题词,他基本上都谢绝了;二是他有病刚好,现在还没出院。时间     

亦师亦友忆老刘

刘玉山同志走了已经一个月了,我却总是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仍感到他似乎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审阅着书稿或正找人谈话,安排工作,我总想轻轻推门进去,与他好好聊一聊……     

新发现的丰子恺佚文手稿

正今年8月11日,在一次会议期间,挚友敏兄告诉笔者;他收藏了一件丰子恺手稿,是抗战时期在遵义所写一则启事。我很感兴趣,愿得一睹。昨天(9月30日)上午终于见到了敏兄送我的手稿复印件,欣喜异常,赶紧回家展读细阅。这是1940年9月丰先生在遵义时,为绘送佛像所写的一则启事。用的是浙江大学的     

花落春仍在

接到来老噩耗,是三月三十一日深晚二十三点三十二分,短信响起接读后,简直太难相信这是从天津发来的事实：“来新夏先生于三月三十一日十五时十分仙逝。遵遗嘱‘丧礼从简,不举办任何告别仪式及追思会等悼念活动’。未亡人焦静宜泣告。”那一刻,我不知所措,取消了原想上床读书的习惯,独熄了灯,兀自在书桌前静坐,沉浸于一片暗光之中。我只是呆呆地想着：此刻,如若来老还在,他还会在做什么,灯下读书？还在为书稿打腹笥？乃或在梦中遨游书的世界。     

怀念鲍格胥博士

2004年9月21日夜间,我收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工作的裘安曼发来的电子邮件:“鲍格胥于前天(9月19日)去世。此前一段他因中风身体一直垂危。今天,产权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将在大楼集合为他致哀。虽然他退休已多年,但是仿佛灵魂还在产权组织萦绕。现在,不免有一个时代终于结束的感觉。”是的,只有像鲍格胥博士这样功勋卓著、影响深远的人物,才会在辞世时给人以一个时代终结的感觉。我早就听说鲍格胥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不过噩耗传来,仍然使我为之震惊。我们跟他多年交往的情景,此刻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我当即在灯下给同在产权组织工作的高航和裘安…     

他赢得了同学的爱戴——美国摄影家班·费尔南达士先生讲座侧记

1986年10月16日下午5时,班·费尔南达士先生挥泪告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修班的学生。他说:“10月16日这一天将使我终身难忘。”班·费尔南达士先生是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摄影系主任。9月25日到10月16日期间,他应邀来我系讲授“新闻摄影史与摄影名家”系列讲座。在他讲课期间,我曾和他就某些问题进行过讨论,尤其是摄影教育问题,他的观点对我们不无启发,他的工作方法使同学们受益匪浅。使学生不再犯前人的错误在从事摄影工作之前,费尔南达士先生曾经干了好几年吊车驾驶员的工作。作为吊车驾驶员,他深深地了解工人阶级的艰辛劳动,并想通过照片来表现他们,他便从拍建筑工地开     

永不忘却的一件事

惊悉潘公国彦于2009年3月21日上午病逝噩耗,我与内子根本就不相信2003年9月11日我们相聚在方庄欢度中秋佳节时热情诚挚、最活跃的老师长会驾鹤西去。多少天来,这位对我、对安徽出版工作曾给予巨大支持的、我第一次接触的最高业务领导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系心头,令我不能自已。     

70年代人的叛徒——李修文《滴泪痣》的主客问答

客:据说,读过李修文第一部长篇小说《滴泪痣》的人没有不哭的,作家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数度哽咽”,你呢? 主:小说出来前,修文跟我说过这话,后来上了几家报纸的访谈录。我当时就笑着说我不相信——对他,尤其不相信,因为编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心都碎了》,压根没有发现任何“催泪”的成分,反而在他的对经典、对世俗生活的解构圈套中有些晕头转向。仔细看报道,有名有姓边读边哭都是小说的第一批女性读者,包括责任编辑。我对女性没有偏见,也不怀疑她们作为作家的好朋友在表达阅读的原初感受时的真诚度;也从不认为我就比别人高明,或者是不是比别人更冷静,更克制,更知道小说的游戏规则。我对自己的哭没有信心,是不相信现在的小说还能有这么强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让人不能自已,又在自已之后骂一骂自己。我最后一次面对小说流泪是在什么时候?哪一部?那太遥远了。不过,出于各种原因,我能肯定《滴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