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教育与英才教育应并重--兼与吕型伟、王建华先生商榷

吕型伟先生在《教育发展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上发表了题为《要重视英才教育问题》的文章（以下简称“吕文”），认为中国近５０年来教育发展的最大缺憾是对英才教育重视不够，因而呼吁“要重视英才教育问题”，“办一批英才学校”。［１］吕型伟先生的观点引发了学术争鸣。王建华先生在《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题为《要重视大众教育问题》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与吕型伟先生商榷。“王文”认为，“英才教育不适合中国国情”，因而英才教育在我国现阶段没有可行性；而大众教育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心理，中国…     

谈《木兰诗》评注的几点出入

《教学参考书》对《木兰诗》的说明及注解中出现了几处错误,现列举如下:一、木兰的精神境界到底有多高《教参》认为《木兰诗》对学生的思想情感教育是“感受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课文说明也说该诗“热烈赞颂了她热爱家乡,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木兰还朝辞赏这一节“表明她勇敢作战是为了保家卫国”。这不免让人怀疑,《木兰诗》难道应当作为爱国主义名篇来教学吗?其实,木兰身上是歪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商榷的。从全诗来看,木兰最     

“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在《教育与职业》1990年第1期“大家谈”中刊登了黄大能先生的《“职业教育”正名问题商榷》一文,得知国家教委以(89)教办字352号文提出“……欢迎学术界就这一问题继续开展研究和探讨……”本人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求教大方,也算是参加“大家谈”吧!     

教育应是“教”与“育”的并重——兼与贾百义先生商榷

近读刊于《宁夏教育》2008年9期“教育杂谈”栏中贾百义先生的《教育重在“育”》一文,引发了笔者对“教育”这一重大问题的思索,现梳理成文,以就教于方家并与贾百义先生商榷。     

也谈"鄙远"之"鄙"--与林建楠先生商榷

近日，读《现代语文》（2005年第1期）林建楠先生《“鄙远”之“鄙”用法浅探》一文，颇有感触，也想就“鄙”字在“越国以鄙远”一句中的用法，与林先生商榷。     

“今”字今译浅析

何武功先生把《江乙对荆宣王》一文中的“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一句译为“现在你吃了我,是违背天帝的命令”。这里把“今”译作“现在”这是否准确,值得商榷。《康熙字典》、许慎的《说文解字》,这两本书对“今”字的解释是:“今,是时也。”即为“现在”、“当前”之意,这是没有什么怀疑的。《词源》里的解释也是那样。这样看来,把“今”译为“现在”,似无不当。     

做一名理性的学校管理者——读《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有感

近日,拜读了吕型伟先生的自传体著作《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一书,感慨颇多。吕老在书中以53个故事片段讲述了他一生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的教育历程,给我们展现了一位老教育家充满激情而又富有理性的一面,也让我们感受到吕老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执著追求。有志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师都可以从这本内容丰富充实、富有张力的书稿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吕型伟先生眼中的好校长

近日,拜读了吕型伟先生的自传体著作《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感慨颇多。吕老在书中以53个故事片断讲述了他一生从“观察蚂议”到“研究人”的教育历程,给我们展现了一位老教育家充满激情而富有理性的一面,也让我们感受到吕老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执著追求。全书以自述的文笔娓娓道来,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学校管理者、教师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思想盛宴和实践美餐。     

儿童精神哲学视野中的"精神"概念--对孙民从先生"商榷"的商榷

针对我在拙著《儿童精神哲学》中所使用的“精神”概念等等问题，孙民从先生在《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发表了与我商榷的文字，我对此表示感谢。在这里，我试图对他的商榷给予回复，并对他所用的某些概念和推理方法以及所持的某些观念予以必要的商榷。一拙著《儿童精神哲学》中的“精神”概念实际上就是“身心关系”中的“心”。这个“心”在英语中往往被表述为“psyche”、“soul”、“spirit、“mind，在汉语中常用“心灵”、“灵魂”、“精神”来表述。从哲学层面对“心”进行专门研究的学科被称为“精神哲学”（也有人称之为“…     

我们认识到集中识字的好处

读了《人民教育》1963年3月号赵廷为先生《对“以识字教学为重点”的商榷》一文,有一些不同意见,现在只提出一点跟赵廷为先生商榷,并就教于读者。小学低年级的语文教学,采用集中识字,还是分散识字,这是关系到能否多快好省地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教育界正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想谈谈个人对待这两种识字方法的认识过程。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再论“V个VP”结构中“个”字的性质

句法分析中,“V个VP”结构常以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吸引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的研究视点大多聚焦在“个”的性质上,而对“VP”的重视不够,即使在论述“个”时也是说法不一。从“具体与抽象”、“指称与陈述”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字的性质日益边缘化且在与“VP”搭配中存在“游移”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