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素质·文化·教育

本文从《礼记.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出发,对其作了简扼描述。在此基础上,首先,论述了道与文化的关系,论述了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以"人"化物。其次,论述了教育就是文化的教育,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是"率性",是素质教育;教育的手段是文化育人,是"修道",是文化教育;特别论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最后,论述了"性"、素质,讨论了先天基因、后天环境、个人主观因素三者的关系;讨论了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认为当前必须坚持全面素质教育。     

尽人事以俟天命

孔子的天命观念,其实是在天人关系的思维框架下来讨论天命与人事。他在继承传统天命观念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天命观念进行了改造,把天命解读为他所承担的一种使命。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尽人事以俟天命",把天人贯通起来,认为天命就体现在人们的现实生     

评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人性理论

1 古代唯心主义人性论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先秦时代,孔子的"性相近"开了"性善论"之端,最早提出"性善"学说的是子思,孟子也是性善论者,但与子思的学说又不尽相同。孔子的"性相近"是有发端意义,但他没有明确提出"性善"学说.子思才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性善论"者。子思的《中庸》开篇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天命为上天之所命,人所有的天命就是人性。人能按照人性之德而行,就体现了人道,体现了人道就达到了"至诚"的神境,"至诚"之人就能发挥人的善性。子思还借孔子之言全面阐发儒家的     

君子三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所说的"畏",不是"惧"(惧怕),而是敬畏;所敬畏的不是大人、圣人本身,甚至也不是圣人之言,而是圣人之言所传达的"天命",即仁爱之道的无声之音。"圣"就是倾听良知的呼唤并宣讲这种本真的情感。君子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君子少,现代社会君子多;唯有真正的现代社会,才有可能人人都是君子甚至圣人。但没有敬畏感,就不是君子。     

“学而时习之”与《论语》的开端

《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端,导向的是人的自修之道,不同于旧约以创世的开端导向以信仰为基础的归顺之路。但《论语》并非止于自修之路,而是在自修的基础上探寻对天命的归顺、因应之路。从这个视角看,《论语》的开端实际上构成了层层上达的阶梯:从"学而时习之"到"有朋自远方来",最终到"人不知而不愠",它体现的是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肉身化表达的孔子下学而上达的踪迹,其间包含了深邃的哲思。     

“休闲”的奠基?——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到中国传统的心性学的诠释理路

休闲的社会学研究必须奠基在"休闲何以可能"之上,不然,一切的休闲社会学研究都是主观的,至少是没有根基的。依据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域:对于"被抛"于世的人而言,休闲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可能,乃因为人无法逃离"在世"之天命,"在世"即意味着"烦"。而中国传统的心性学认为,人不但有"在世"的"小我",还有超越的"大我",故人可以逃离"在世"之天命,休闲亦得以可能。所以,休闲乃奠基在中国传统心性学的"大我"之上。     

师道说

<正>师"道"是什么?师"道"是一种智慧,一种洞悉人性、因时变通的智慧。师生在"术业"上可以有专攻,但在"道"上,一个人只有早学"道",早得"道",并且能够传"道",才可以为师。古代中国人将"师"置于很高的地位,所谓"天地国亲师",并对其加以礼拜。其实,古代中国人崇拜的不是具体的"师",而是师所代表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道家的"道"不可言说,不可名状。师之"道",不仅可以言说,而且可以"见到",更具有感染力。这个"见到"     

“才学”之解

<正>冯友兰说:"才,指人的天赋;学,指后天的习得。"孔子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岂非与冯氏的说法相契合?《中庸》开篇即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中,"性"犹如"才","率性""修道"犹如后天习得的"学"。顺着人的天性、天赋,后天的不断习得,越来越展现人的本质,也正体现了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说。所学,应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体现了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理论。如此说来,古今中外的智者们谈论人的本质问题,其实是殊途同     

孔子的天命观对中国宗教历程的影响

<正>《论语·述而》篇中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很多人就据此说孔子是没有宗教思想或者是反宗教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孔子究竟对鬼神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这种观点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历程有什么影响,这首先要从孔子的"天命"观谈起。孔子对天显然是很重视的,只不过他把对天的重视和崇拜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命运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孔子看重的不是"天道"这种纯粹的哲学命题,而是"天命"     

读《论语》札记

"讷于言而敏于行"之"讷于言",即君子言无所苟之谓,其义当为"谨慎""慎重",而历来之"迟顿"则是表象的反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当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映的是孔子德政学说的精神;"赐不受命"之"命",既非天命,又非官命,乃为教命,即师命;"游于艺",指优游于道之外的一切才艺,与为本、为体的道相比,则为末、为用,皆属形而下之"鄙事";"吾与女弗如也",孔子肯定子贡有自知之明,故判之曰"弗如也",又以"吾与女弗如也",慰勉子贡。     

浅析孔子的天命观

孔子的天命观是儒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继承了殷周时期的天命观点,对其进行大胆的怀疑与发展,在丢掉了天的人格神外貌的同时,又保留着天的权威性。以"知天命"而"畏天命"为基础,主张"知天命而尽人事",在天人关系的框架下把天和人融会贯通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     

治世天耶? 人耶?——析《荀子·天论》中的自然观

古希腊哲学家将自然作为独立探索和研究的对象,认为自然界是绚丽未知的,因此,对自然的探求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则偏爱研究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有的倡导天命不可违,以此求得民众的顺从和臣服,有的则强调"制天命而用之",强调发挥人的积极作用。在"天命所归"和"人定胜天"两种观点上,先贤们的分歧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自然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思想和观点对今天的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应当善加借鉴和利用。     

论先秦道家天命观的特点

先秦道家基本上都相信天命的存在,并且认为天命具有强大的权威,命不但决定人的穷达贵贱,也决定人的寿夭生死,列子和《黄帝四经》更认为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天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天命是早就注定的,人力所无可改变,人的一生都无法逃离天命的安排,但如果具体到个人,则一个人的命好命坏又完全是一种偶然性。道家认为命是神秘的,不可预知也无法言说,而且"命"和"时"缺一不可,而当道家的命论和"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具有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意味。     

边屯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

<正>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相和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天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生之道是实现原则。"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廉政思想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产生于明代专制社会信仰危机、道德缺失、人欲泛滥、官场腐败的社会现实,他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为拯救社会的良方,形成了其廉政思想的基础,并通过自己"为官治吏"的身体力行实践了廉政建设。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出发点是"亲民",即为官必须按圣贤之道"修己以安百姓";廉政思想的核心是"修心",即"致良知",通过做"去蔽"工夫,去掉私欲,唤起良知,变换气质;廉政思想的原则是"知行合一",以行动来彰显良知,将"知"与"行"统合到良知的世界,实现内圣外王。     

君子有三畏

<正>孔子早就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里的"天命",不妨理解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大人"或"圣人"也可以理解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生活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点"敬畏"的常识。这种敬畏,不是畏首畏尾,而是对自己、对世界的清醒认识,始终保持一种谦虚求实的态度。阿Q常说的一句话是:     

性、道、教三位一体:论韩愈《原道》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学说(下)——兼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比较

性、道、教及其相互关系,构成治道亦即政治经济哲学的基础。韩愈用《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纲维《原道》全篇:以"仁义"为天命之性,"正心诚意将以有为"为率性之道,"礼乐刑政"为修道之教,构建出一套性、道、教三位一体,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学说。无独有偶,千年以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同情、合宜、仁慈、正义的理论体系与韩愈的学说高度近似,印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通规律。     

说“帝”及其反映的周人天命观

"帝"在殷人的观念中表示祖先神,又表示"上帝"(或曰"天"),上帝与祖先神之关系是君臣关系,故上帝赐予祖先以治民之权。周人对天命是怀疑的,表现出历史理性的进步。但为了统治庶殷,被迫继承了殷人对天命的信仰并进行改造。创造出以"帝"为声符的"適"、"禘"二字。根据形声字的构字规则,"適"直译为"到达人间的上帝",周人据此创设適长子继承制,确立了周王与上帝的父子关系。"禘"直译为"上帝的祭祀",周人据此确立了以先王配食祭天之禘礼,用以强化臣民的信仰。周人的观念变化与制度革新,体现其统治策略中,天命信仰与历史理性之张力。随着王权衰落,周初天命观的信仰逐渐弱化,天子之制也渐被僭越,竟成乱制,遂至后世不明周初建制之本意。藉由帝、適、禘等字字源考证,略可窥见这一变化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