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体现"刚性"原则

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缺乏有效的制度上的严格管理,没有获得应有的"刚性",这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村规民约建设,依靠法规制度、村规民约建设农村精神文明,能够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出"刚性"原则,从而确保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规范、持久、健康的发展.本文对此进行了论述,并对我国农村的村规民约建设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制定村规民约的一些设想.     

完善村规民约构建和谐社会--对黔东南部分地区村规民约的思考

村规民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传统村规民约相比,现代村规民约有新的特点.村规民约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制定和实行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加强管理和不断完善.     

完善村规民约构建和谐社会——对黔东南部分地区村规民约的思考

村规民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传统村规民约相比,现代村规民约有新的特点.村规民约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制定和实行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加强管理和不断完善.     

村规民约与法治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以桂东南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为视角

在新型农村社区法治建设中,国家法和村规民约都发挥着作用,村规民约作为当今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手段和依据,它具备国家法所不具备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对国家法起到补充和助推之用,但同时也存在其与国家法的碰撞冲突,这是不可忽视的。分析在桂东南新型农村社区法治建设中两者的碰撞,提出村规民约与法治接轨之途径,对村规民约做适当的整合,实现国家法和村规民约的良性互动,通过对村规民约的逐步完善,不断丰富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规范,助力桂东南新型农村建设。     

村规民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保障

村规民约具有发扬农村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农村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功能,这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必需的内动力。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稳定的基础环境。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明清时期徽州的村规民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本文以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为例,全面探讨了村规民约的性质,以及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两者之间的抵触与冲突也是经常存在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统治,在发生抵触与冲突时,国家法通常采取妥协和让步的路径寻求消弭冲突、进行整合之道,而村规民约则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     

论哈尼族传统村规民约对梯田保护的作用

哈尼族传统村规民约作为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民间行为规范,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一种"准法"规定。它不仅在调节哈尼族主体行为规范、维持哈尼族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梯田的保护中展现出不一样的功能,它通过对梯田系统中核心要素的保护来实现梯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哈尼族主体对生计方式的选择更加多元,单一的梯田耕种已经不能满足哈尼族主体的发展需求,梯田在哈尼族社会日渐失去重要性,梯田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梯田保护不仅仅需要资金扶持,更需要哈尼族传统村规民约的行为文化支撑。     

政治与习俗：少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与村庄治理——基于云南红河若干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

村规民约是我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从出现到现在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村规民约主要具有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功能,能够对新时期的村庄治理产生重要作用.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化改革大浪潮中,现有的村规民约在产生和实施过程中某些方面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需求.根据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求,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特征与需要,加强基层民主治理和创新,亟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进行规范治理,以求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     

哈尼族村寨中的传统权力人物探究——以云南金平普角寨子果作人为例

在中越边境地区的哈尼族果作人中,存在着寨主——"咪谷"和他领导的执法队"阿甲"两种特殊的权力人物,他们共同承担着维持果作人社会生活秩序、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执行村规民约等职责,在果作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规民约的作用

农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民道德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传统道德观念弱化、诚信缺失、生态道德意识薄弱。本文探索了村规民约在提升农民道德素质的过程中,不仅发挥了弘扬孝道、培养了农民生态道德意识的作用,还加强了农民的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此外,本文对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和落实村规民约的策略提出了一些建议。     

彝族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民间法在中国彝区的乡村则主要表现在彝区村民订立的村规民约。彝区的村规民约直接来源于乡土习惯法,它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村规民约是法律的延伸,是民间的法律,它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对造就彝区地方秩序的稳定和维护彝族民间的公平正义,起到了国家制定法律难以起到的积极作用。     

论村规民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独特功能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整体共识的反映和利益表达形式,源于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浓郁的草根特色。村规民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对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内化村民思想观念、维持乡村日常秩序、优化村民生活环境、促进乡风民风淳化,有着独特的功能。     

苗族村规民约的有效性分析——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村寨为个案

村规民约作为维护村寨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规约,在苗族地区起到了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的作用。在现今的法制化国家大前提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村寨由于交通不便、自身文化水平发展较慢等原因接受现代法律思想比较晚,法制观念相较薄弱,维护村寨稳定和和谐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村民自己制定的村规民约。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要求、新使命。在坚持"八个相统一"的基础上,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慕课、微课、网络媒介、SPOC在线学习平台等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结合案例分析了各种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成效,并针对实践探索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不佳,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在线教学资源制作质量不高、利用不足,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提出转变教学观念、教师定位、学生地位,改革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等对策。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个案考察、效力依据与完善进路——以贵州省从江县W村为样本

西南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及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惩戒性条款,突显出基层村民自治的契约性与独特性。惩戒性条款在实践中存在的处罚数额过高、处罚形式单一、内容模糊粗糙、规约监督与执行缺乏可操作性以及与国家法之适用冲突等问题不仅亟待解决,在效力依据方面存在政策与法律的矛盾也急需厘清。需要在严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两个不得”和对政策性指导意见进行“限缩性解释”的双重前提下,确立“适度”原则,通过探索制定《村民自治法》的远期规划和善用地方立法权的近期进路,辅之以“备案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进一步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进行规导与监督。     

高校不得再以“国”字号更名

据教育部新公布"十二五期间高校设置工作意见",2015年前增设的高校数量将明显少于"十一五"期间。高校"升级"原则上也将暂停。中职校原则上不升格为高职校,也不与高职校合并:高职校原则上不升格为本科学校,不与本科学校合并,也不更名为高等专科学校。同时,不再     

幼儿教育不该“奢华化”

长沙一所新幼儿园开园,全托学费每月超过7000元,成为该市收费最贵的幼儿园。越来越贵、越多的"天价幼儿园"直接挑战着家长们的心理底线,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见《潇湘晨报》)在我国人均GDP不高、"国强民不富"的特殊现实语境下,"天价幼儿园"确实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长沙市可引以为荣的是,曾多次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那么,在教育、住房、医疗这"新三座大山"面前,该市是否已     

湖南农业高职院校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内在逻辑、问题剖析、路径探索

"三高四新"战略是新时代湖南发展的新坐标、新方位和新使命,农业高职院校是服务"三高四新"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分析湖南农业高职院校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剖析湖南农业高职院校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存在的问题,探索提升湖南农业高职院校服务"三高四新"战略质量的路径.     

新常态下高职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以新常态为背景分析高职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重"形"轻"效"、重"能"轻"识"、重"能"轻"态"、重"职"轻"高"、重"高"轻"职、重"校"轻"企"、重"新"轻"常"等突出问题。新常态下高职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路径选择必须围绕"新"、"常"、"态"、"化"四字做文章。在"新"字上有突破、在"常"字上提要求、在"态"字上下功夫、在"化"字上做文章,最终才能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突破。     

聚焦地理"微"专题培育地理"高"思维——以"流水作用与地表形态"为例

在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背景下,高阶思维的培养成为课堂教学的"新要求".文章从"高"思维呼唤"微"专题、"微"专题培育"高"思维两个方面,以实例阐述微专题复习在地理高阶思维培养中的重要价值、优化策略,从而实现地理课堂深度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