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知县、县令考课制度述论

考课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代的考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有丰富的内容，其标准符合实际，方法较完备，这对官员的检查、评估、督促、激励等都是有利的。就考课内容而言，实户口、增垦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摒除盗贼、招诱流民、公平执法等，这对发展生产、增加国家收入、巩固皇权、稳定地方统治秩序，缓和社会矛盾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封建政治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弊端。     

宋代泉州曾氏家族文化特征浅析

宋代泉州曾氏家族自曾会荣登榜眼始以进士起家,其子著名的政治家、军事科学家、学问家曾公亮以其治国安邦之才,名列一代名宰,膺获“两朝顾问,定策亚勋”之殊荣。后又有曾从龙状元及第。宋代泉州曾氏人才辈出,登进士第者就有十四人之多。曾氏世家登宰辅,有“一门三元”、“四宰相”等荣耀,荣显门第,威望布于全国,享有“曾半朝”的美誉。宋代曾氏一门显贵,蔚为巨族,不仅在政治上影响甚大,在文学、军事等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形成了特有的家族文化,值得人们的研究。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教育与家族文化传统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出现五世十人登科的盛况,并非偶然现象,这与苏氏家族非常重视提供良好的科考环境和学习方法的科举教育不可分离。文学和天文历法学作为家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苏氏家族重视培养文学创作能力的文学教育。与对科学的热爱所采取的科技教育关系密切。而安邦匡朝、忠君爱民与父母在世尽职赡养、父母过世则尽丧礼的道德教育。对苏氏家族忠、孝家风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家族教育．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宋代赵稹、赵师旦家族事迹考论

文献记载中多误以赵稹、赵师旦为叔侄,二人实乃叔祖-侄孙关系。赵稹、赵师旦家族原籍单州成武县(今山东成武县),文献中或误作武城(今河北武城县)或概言单父(治今山东单县),均不确。赵稹徙居宣城(今安徽宣城),赵师旦一系徙居楚州山阳(今属江苏淮安)。赵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家族婚姻重门第与才识的特点。赵师旦壮烈殉国,被王朝树为忠义典范,屡被封赐,列入祀典。王朝通过祠神封赐推进教化,赵氏家族则积极借王朝对赵师旦忠义殉国的褒扬维持家族长盛不衰。     

从人间到冥世:宋代冥契文化述论

冥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别具特色的现象,以其神秘的文化特质融通干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无论是实物冥契,还是口头冥契,在宋代,不仅普遍盛行于民间社会,并且取得官方的认同,其中实物冥契的规范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晚清.他们在人间与冥世之间建构起一座沟通的虚拟桥梁,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其与儒家传统契合的过程中,平衡了宋人各阶层的心态,从而造就了宋代社会相对的稳定.     

宋代理学的历史形上说——兼谈朱熹、陈亮“义利王霸”之辩的实质

宋代理学家在其论政、著述和讲学中对历史和历史发展的问题多有论述。通过梳理理学家的这些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极表关切,对前朝和前人往往自出机杼作出恰当的评价;然,不让先贤的自信却充溢字里行间。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是积极、进步的。但是,他们的历史学说中存在着观念化、绝对化的现象,这便使他们的历史学说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科学合理地认识和解释宋代理学家的历史学说,还理学家以卓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面目,有助于认识宋代理学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宋代家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李如冰博士《宋代蓝田四吕及其著述研究》

宋代蓝田吕氏家族对宋代学术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李如冰博士《宋代蓝田四吕及其著述研究》对蓝田四吕进行了深入系统而又全面细致地探讨.作者凭借扎实的文献学功底、深厚的史学知识、简洁明晰的语言表达和严密周到的逻辑思维,对四吕家世渊源、生平事迹、姻亲交游、著述贡献、文学观念、家学传承等做了详细的考证分析,使此书颇具特点.     

宋代说唱艺术和藏族说唱文学之比较——以《董西厢》和《格萨尔王传》为例

宋代说唱艺术和藏族说唱文学都是古老的说唱体文艺样式,二者与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谓是同源,加之二者在产生时具有相似的时代背景,因此在题材、体裁和表现形式上有诸多相似.     

论荀子思想中“王”、“圣”两个理论范畴

＂王＂、＂圣＂两个理论范畴是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荀子提出了＂王＂、＂圣＂这两个概念并对其不断完善,确立了两个概念的内涵,指出了二者对社会发展、国家强盛的意义,同时进一步阐明二者产生的条件,其中＂王＂、＂圣＂、＂平＂等概念是荀子思想的理论支点,对构建理想社会、培养国家管理精英、处理社会关系及利益公平分配提出了独创性的意见,较为完善地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管理的思想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践、心理与文化存续——审美意蕴中的彝族撒梅人“虫王节”庙会

"实践"和"心理"是人类文化得以生成、存续的因素之一。文化的产生得益于人类实践的结果,它是民众日常生活于其中,并为其提供生存的意义,是文化本真性的体现。文化的存续源自民众参与者的主体性、语境时效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民众从文化实践到文化心理更高层次的调适。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正是在实践和心理双重作用下不断形塑和丰富着自己的人生世界。本文以昆明阿拉街道办事处"虫王节"庙会为例,从审美意蕴视角探讨文化所凝结的实践、心理的产生、发展和延续过程。     

试论“秦桧归国”问题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携带家眷及随身物资,从金人占领的楚州孙村进入涟水军水寨,从而回归南宋。关于秦桧的回归究竟是依靠自身力量"逃归"还是作为金人的奸细而被有意"纵归",数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作者经过对宋金史料的分析,并参考何忠礼先生与王曾瑜先生之间的不同意见,认为秦桧"逃归"的难度过大,可操作性不强;而作为奸细被"纵归"的说法也有很多可疑之处,综合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更大的可能性是秦桧既非"逃归"亦非"纵归",而是被金人不带有明确目的性地"放归"。     

北宋时期应天府文化繁盛论

北宋时期的应天府，是陪都南京的所在地，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浓厚的教育氛围，使这里文化繁盛，涌现出了众多名人俊士，创造了丰厚的文化成果，迎来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并为后来明清时期文化的再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们,由于其生存的历史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文化心理自然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汲汲用世的外向追求,归于自我的内敛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讲,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联。     

文与道争鸣中宋代之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

宋代的宋玉批评。是在文与道争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当时,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文道观。常常以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为例论证各自的主张。于是他们有关宋玉的批评就在文与道的争鸣中展开了。考察宋代的宋玉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对于战国末年的辞赋家宋玉与其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理学家持否定态度。这有力地说明。肯定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肯定宋玉作品的讽谏内容和创作艺术,不仅是宋代宋玉批评的主流。而且有着超大比例的强势。     

谈辛稼轩用典以晋讽宋的艺术风格

南宋杰出词人辛弃疾。撷采英华,别开天地,构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他的用典,巧比善喻,寓豪壮于典实,寄沉郁于故事,充分发挥了典故借古喻今的艺术作用。他的词作中大量援引晋事,讽喻南宋,在晋、宋的鲜明对比中,寄寓了作者强烈的爱与憎,抒发了感古慨今的深沉感受。     

北宋五子意论之体用二重性

北宋五子关于意的相关探讨表明,意在理学中正逐渐成为独立的概念.他们普遍认为,意具有意见、私意、意念、意欲等义,是天人、物我之间的隔碍.然而,正因为意居于天人、物我之间,是贯通天人、物我的结穴,其自私、遮蔽、阻碍的意涵又必然随之消解,潜在地构成意论在体用方面的两重特质.意作为天人、物我之间的隔碍为表象,而沟通天人内外才更为必然和根本.通过贯通天人内外,此一心意成为人成就内在自我的根据.     

宋代湖湘的流寓士人与文化意义

两宋时期,湖湘地区成为士人主要的流寓之地。他们开宗立派,讲学布道,在湖湘大地上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圈。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有的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感,怀有"乡梦断,旅魂孤"的故国之思;有的则超越狭隘的乡土意识,积极与湖湘本土文化交流融合,以胡氏父子、张栻为代表的流寓士人,秉承"议论酬唱甚乐"的观念,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湖湘学派。这些流寓文化共同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兴盛,促成了湖湘文化的新变,提升了湖湘的地域形象。     

宋代文学家庭与文祸

本文介绍了宋代文祸的大致情况，重点探讨宋代文学家庭与文祸的复杂关系。认为较为宽松的环境是文学家庭兴盛的原因之一。     

词序：山水小品在宋代文学中的归宿

山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题材之一,但在宋代正统散文中却不易找到以此为题材的作品。然而宋代词序中却有不少可以山水小品视之,成为山水小品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形式在宋代文学中的归宿之一。之所以如此,与词序是一种非独立的文体不无关系,通过分析以姜夔与周密为代表的山水词序便可得以印证。     

论明清回回理学的道德思想

回回理学的道德思想是明清之际我国一些回回伊斯兰学者(所谓"回儒")在外来伊斯兰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糅合相关宋明理学内容而形成的一种道德思想体系。它具有明显的伊儒合璧之特征,显示了其对民族社会道德生活与人的道德养成的极大关注。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道德思想的天道人道、天理人欲、成己成物与君子小人诸说。